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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冬天的童话

2012年07月10日 11:33
来源:钟山 作者: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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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文学的发生,映射了随着第一代共和国人进入独立思考的青春期,当代文学模式开始面临质疑。这种质疑,过去基本没有遇到。因为在这代人成长起来之前,文学上要么是这种模式的共舞者,要么是作为另类、异端已经偃旗息鼓的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无论对这种模式怎么看,心中皆如明镜,并无困惑。郭世英、张郎郎们不同,他们在共和国文学模式中长大,对文学本身或这边界之外的文学究竟怎样,没有知识和概念,但时间和年龄一点一点地增加他们的阅读,使其了解过去的、以外的文学竟如此不同,知悉文学原本可以那样。这种新奇感,这种发现新大陆般的意外,也是自发文学所以浮现于六十年代初并在以后绵绵不绝的重要缘故。它明显带着共和国第一、二、三代人(大致分别出生于四十年代中期前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成长于精神封闭环境且为之困惑和反抗的特征。我们可以设想,老舍那样的作家不存在这种困惑,他由民国入共和国的转变,完全是在清醒的意识中去抉择、适应和迎就。钱钟书也不存困惑,他是在清醒的意识中放弃和远离着什么。七十年代后出生者既不困惑也无须反抗或争取什么,因为他们面前的文学已与历史、现实恢复了全方位关系。

我们来看郭世英与于立群之间一番对话:

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亲说时代不同了,新社会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说,等离开我们,离开我,你还是和大家一样,走大家应该走的路。不要学习我,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

“自由地表白自我”,这就是郭世英在“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中看到却在现实的文学中看不到,而他却渴望着的东西。于立群回答不了儿子的疑问,她的话是苍白的,不过这并非她个人的苍白。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一套对付社会,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张郎郎说。“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这跟郭世英“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说法相近。

自由表白,是一种苏醒。这跟“中间人物”那样的体制内文学话语改良截然不同,它是作为主流文学容纳不了也不可能容纳的异质出现的,但是它来自文学本原,代表文学古老内在的本质。文学自从进入“职业状态”(在中国,以1905年取消科举为标志)以来,就离不开发表、出版、稿费、版税这类元素,包括“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在内,归根到底都隐含利益因素,或者说都有“谋生”之义。唯独自发文学真正做到了为文学而文学,即只凭籍“文学该当如此”的信念、不务实际地从事文学。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理想主义精神现象恰恰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饥饿年代产生。也许,越在寒冷地带,越懂得火光的温暖。

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写道:

“唉,真冷啊!要是能擦亮这根火柴该多好!我可以暖和一下冻僵的手指。”最后,小女孩抽出一根火柴———她本来应该卖掉的火柴。

火柴燃烧起来,照亮了四周,接着,小女孩跟前的墙壁突然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透过它,小女孩还看到一间温暖的屋子。

15、突然袭击:毛泽东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抢政治主动权

自发文学确实就像擦燃火柴的小女孩,使1962年显出可贵的一丝光亮和暖意。但童话究竟不敌现实;总体而言,1962年的故事是以严酷的现实主义方式编织的,并且带着最佳的惊心动魄的戏剧力量,就像亚里士多德概括的那样:“最完美的悲剧的结构应是复杂型的、而不是简单型的”;“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突转,如前所说,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诗学》)

任何俯察过1962年全局的人,都不能不为其上下半年黑白分明的格局所震撼。上半年,还是“水光潋滟晴方好”,也即周恩来所谓“生动活泼的局面”;下半年,突然“石头城上望天低”,威云垂地。这一惊人对比,亦借两个标志颇富戏剧性地矗立眼前———元月,有重新伸张党内民主的“七千人大会”;九月,却召开了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八届十中全会。

突变,生于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起初,风平浪静。8月5日起,毛泽东突然在会上突出谈论阶级斗争。他说得到消息,“农村形势已经好转,不是一片漆黑。”由此“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王琢:《风云变幻的北戴河会议》,《同舟共进》1999年第7期)薄一波回忆:

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毛主席又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与会者大多措手不及。这种急转直下的事态,1957年宣布“阳谋”时也曾有过,然大为不同的是,那次措手不及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这一回,却是党的领导集体措手不及。瞬息间,主动权尽操毛泽东之手,余皆望风披靡。

不过,将近五十年后,我们目光拉得更开,对事态经过虽然仍有黑白分明之感,却并不觉得措手不及、急转直下。事实上,1962年的突转是一个太极图形,黑中有其白,白中有其黑,伏笔早存,只是未曾发现而已。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1962年 北戴河会议 阶级斗争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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