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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冬天的童话

2012年07月10日 11:33
来源:钟山 作者: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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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乃至“文革”结束前近三十年内,中国精神生活中影响最久远的一件事,出现在出版领域。

它有一个活泼俏皮的代号:黄皮书。这是民间俗成的称谓,而其本来的名目却严肃得多,也神秘得多:内部发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张福生,据闻是目前国内收集黄皮书较富者,他描述说:

“黄皮书”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一张长一寸、宽二寸的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开本有三种:小说一般为小32开,理论为大32开,诗歌为小32开本。(《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此物的缘起,至今未见很翔实的报道。当年是“内部”从事,而今,决策人及赞画者又大多过世,因此不甚了了,张福生说,连出版界前辈陈原先生也为着了解黄皮书原委而打电话向他求问。黎之(李曙光)先生在其《回忆与思考》系列的两篇文章,即《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及《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前后》里,分别谈了几句,均极简:大致是与“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有关,并安排了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组织力量做编译工作。还提到1960年初文化工作会议后,开了一个小型理论问题会议,在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主持下,确定了一些出版计划。而张福生1998年访问陈冰夷得到的情况也差不多,说文化工作会议透露出来“比中宣部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这些回忆都不够具体,张福生说:“就‘来龙’问题,我问过许多老前辈,因为没有文件,大家都说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认为陈冰夷先生的这个说法合乎实情,是可信的。”

不知为什么没有文件。也许当时只是视之为内部资料工作,并不特别郑重其事;换言之,有关方面及人士做了一件播撒种子、起码影响了两代人的大事而不自知。其次,组织者的本意,看来是备战意识形态反修斗争,但收获恰恰相反,为中国精神生活打开了好大的透气天窗。

不论动机、方式如何,客观上,十几年来文化上基本与世隔绝的状态由此打破,特别是二战以后当代西方人文作品被挡在国门之外的情形,终于结束。黄皮书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进入中国之始,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文学进入中国之始,也是英国“愤青”(愤怒的青年)文学进入中国之始。

就此而言,1962年是精神思想领域一个划时代标志。以下书目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斯蒂尔曼编《苦果》(作家出版社,1962),F。A。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商务印书馆,1962),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作家出版社,1962),杰克·克茹亚克《在路上》(作家出版社,1962),康·西蒙诺夫《生者与死者》(作家出版社,1962),约翰·布莱恩《往上爬》(作家出版社,1962)。此外,1961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加缪《局外人》,也可以放入这个名单。如此集中地出现世界范围的当代一流文学与思想著作,令1962年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关于第一本黄皮书说法不一,但我们能够确定,它们成批涌现和绽放的时刻位于1962年。

“七千人大会”、“脱帽加冕”、“全民文艺”、“中间人物”、“黄皮书”,这些符号和徽记上面,都打着“1962年”的字样。或许有些凑巧,但巧合本身往往也感应并挑选时机,比如说,上述这些东西不会在1960年以前聚合。

注视以上书目,以及稍后出版的贝克特《等待戈多》、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阿克肖诺夫《带星星的火车票》、萨特《厌恶及其他》、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赫赫有名的现代派作品、社会主义国家异端作品,我们倍感好奇的是,组织者在确定将它们翻译出版前,怎样评估其效果的?据说存在主义、荒诞派、垮掉的一代、愤怒青年等作品,被认为“反映这些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这大约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同时,组织者感到放心的,是对于这些书籍的传播范围有极严格控制。张福生询访到的情况如下:

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据当年负责“黄皮书”具体编辑工作的秦顺新先生讲,他曾在总编室见过一个小本子,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先生也讲,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他参与了拟定,经周扬、林默涵等领导过目。俄苏文学的老编辑程文先生回忆说,他在国务院直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时,具体负责对苏调研,所以他们那里也有一套“黄皮书”,阅后都要锁进机密柜里。

日后的《今天》诗人林莽回忆,他有个朋友杨桦,“他爸爸是总政文化部的干部,有特别购买证能买到此类的书”,并提到这个秘密书店位于王府井,“有个213号,卖一些内部书”,“它开在街面,上一个楼梯进去,外面没有橱窗,不摆书,而摆一些别的东西。”(廖亦武、陈勇:《林莽访谈录》,《沉沦的圣殿》)这种卖内部书的去处,上海亦有,记得在福州路一拐角处,有门无窗,约三十平米大小,八十年代初仍存在,笔者曾随人入内一次。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1962年 北戴河会议 阶级斗争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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