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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高潮北戴河会议

2012年07月09日 20:40
来源:广东党史 作者: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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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狂风巨浪的“大跃进”运动,北戴河会议是最高潮的标志。如果说这以前的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大跃进”的几次洪峰,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

首先是会议正式确定了年中才修改提高的钢铁计划指标,使钢铁生产由会议前的行业行为骤然升级成会后的全民运动。从50年代前期开始,毛泽东就有一种“钢铁情结”,把钢作为国家强与否的标志。这同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思想不无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生产资料部类的生产优先于消费资料部类的生产。毛把生产资料又简约为钢铁和机械,并以钢铁为龙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为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纲举目张”,即纲一举目必张,是一种从属关系,一抓起钢来万事都好办了。这也是毛的哲学思想: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自迎刃而解,因此就要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我在《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中写过,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久有不满:“那么多部,都干些什么;尽事务主义,抓不住主要矛盾。这大概是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官’等等方针的最早由来”。“纲”同“目”正符合这样的哲学思维:“目”受“纲”支配,“纲”对“目”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所谓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也决不是如此简单的决定作用或主次关系,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建设中更难运用此种思维。何况,人们在工作中,还难搞“单打一”,只抓纲不抓目;可是,当时有六条纪律在,谁都怕戴“不抓纲”的帽子。后来九千万人上山,影响到许多地方收粮食,丰产未能丰收。

当然,毛历来重视粮食(消费资料之首),把它作为同钢铁、机械并列的“元帅”之一。历史如此作弄人,1958年上半年大放粮食“卫星”后,毛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甚至讲“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反过来,钢铁生产成为心病,因而宣布六条纪律,要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搞出1070万吨钢来。关于生产一吨钢尤其是一吨好钢,需要哪些条件,即相应的先炼成铁的各种原材料,以及运力,电力,设备等等,在如此紧迫的时间(19个星期)内,能否办到办到?直到1958年,毛才认真抓起工业来,所有这些前提条件,应当说,他远不及专业部门的感性理解,否则,他怎么可能轻易下这样一个雄心壮志?他似乎也看到此事的难处,于是在会上说到:“钢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这是多少有点坦露心声的话,生产不了1070万吨,板子最后要打到自己身上。对发展战略的思考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交织在一起,构成动员“全党办钢铁”、“全民大炼钢”的动力源泉。

北戴河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炼钢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各项工作与炼钢发生冲突者均“停车让路”。在‘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一方面拼命“挖掘”各大中钢厂的“潜力”,一方面大力推广“小(小转炉、小平炉以及遍布全国的小炼铁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各地党委以第一书记挂帅,广泛动员社会各行各业炼钢。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钢铁生产必须快马加鞭》的社论,称北戴河会议公报公布14天里,各省、市、自治区投入钢铁生产的大军已达2000万人以上;9月上旬全国平均每天的钢产量较8月上旬提高了33%;到9月10日,全国建起小土、小高炉35万多个,比1至8月份的总数剧增11万多个。说是卷起狂潮,一点不过分。

作为“大跃进”高潮的标志和影响进程的大事,北戴河会议更重要的是做出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如前而所说,人民公社同毛泽东1955年设想办的大社,同成都会议决议提出的小社并大社,都有明显的质的不同。它不仅在规模上比大社还大,而且在性质上比大社的公有化程度更高,在社会意义上被赋予新的内容。如果说大社还是被作为一种农村的经济组织,那么人民公社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政社合一,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甚至被当作“木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些基本的思想,简要说来,这样一些原则是明确的,即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可能开始,这一过渡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人们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到底还要具备哪些具体条件,才能开始过渡,这是需要依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探索的,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轻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简化为“产品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两条,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这两个条件,竟以为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几年内就可以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空想。

如果说,人民公社是从“立”的方面找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那么,毛泽东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则是从“破”的方面,为实践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打开了道路。最先响应这个号召的是柯庆施的笔杆子张春桥,他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文,发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6期上。文章赞成实行供给制,而把薪金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产物,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前面有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张春桥因此文而得宠,以后柯庆施参加中央的会议,就必带上这个“笔杆子”了。在两三个月之内,全国报刊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几百篇文章,《人民日报》即达四、五十篇。上海市社科联为此组织了6次座谈会,并将发言后的讲话辑成专集,计有七,八十篇文章。由此可见当时这个问题在全国影响之大。

“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翻译上有错误,应译成“资产阶级权利”。当时从毛泽东起,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恐怕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也不甚确当。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他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他使用这个概念并不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和剥削者的权利。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工资制等列入社会主义要取消的对象,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其一,他把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劳动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土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其二,他把消费资料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其三,他把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至于毛泽东把脱离群众、争名夺利、搞特殊化、等级制度以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这更是对马克思原意的附加。他所说的这些现象无疑应该防止和消除,但它们主要是

作风问题和体制弊端,而不是“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的混乱和严重后果,到“文革”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更是达到顶点。

将大跃进推向高潮:1958年北戴河会议的后果

1958年春夏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一些地方(如河北徐水)在农田水利建设中采取某些组织和协作的方式,拔高为“军事化”的经验;还有的农村因农忙而建立的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理发室等,被视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表现。这股热浪烘托出毛泽东久已心向往之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在他看来,1958年出现的这些情景,同他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计正相吻合。这两者产生了某种互动:本已有些浮夸和被曲解的实践场面,为毛泽东的空想提供了“实证”;而毛泽东的空想,又给这些实践场景赋予某种理论色彩。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我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庐山会议实录》等论著中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后,人民公社顿时在全国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各省、市未经充分准备,就争先恐后匆忙地并小社转公社。会后仅一个月,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历史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一种事物当它上升到顶峰时,也就开始了向低谷下滑的过程。北戴河会议就具有这种性质,它把“大跃进”运动推向最高潮时,隐伏在这场运动中的危机也即开始一天天显露出来,并且日甚一口。

(备注:本文部分小标题为编辑自拟)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大跃进 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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