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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之子忆胡乔木:收集江青恶行材料交给邓小平

2012年06月26日 09:09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贺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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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接着,他告诉我收集江青的材料,除了要注意安全外,还必须遵守三条原则:一是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能道听途说;二是要反映人民群众最迫切最真实的呼声;三是不能涉及国家机密。

本文摘自《中国文化报》2012年6月12日第4版  作者:贺捷生  原题为:太阳下的赤子——忆胡乔木同志

时间是最大的神偷。不经意间,乔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了,离开我们也有二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到他生前难以想象的阶段,我们追思他,怀念他,对他的历史贡献,他精深的思想内涵、高尚的品质情操,他不可多得的文字才华,都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解,新的发现。在我们各自的心里,对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有不同的感叹和感悟。他能如此长久地让我们放在心里,并不断去谈论他,回想他,从他身上吸取生活的力量,说明他是伟大的、杰出的。这就是我们纪念他的意义。

乔木同志比我年长二十三岁,我叫他乔木叔叔。因为长期担任毛主席的文字秘书,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起草过大量纲领性文件,同时又像尊重毛主席那样尊重我父亲贺龙,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高大的人,深邃的人,有着周公吐哺般的胸怀,让我深怀敬仰和崇拜。然而,他又是个谦卑的人,慈善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谨言慎行。他留给我的记忆,是热情、谦虚、和蔼,每次见到我都直呼其名,如同时刻能给我温暖的亲人。我不敢说我是他的朋友,但在上世纪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当他把我拉入那条与江青暗中较量的政治战壕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之间,有着比普通朋友更纯粹,也更值得珍藏的情谊。

我和他,先是在距离上走近,然后才在政治上逐渐靠拢的。那时,我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到南长街他的住所充其量只有两站路。工作不忙和午休的时候,经常会走路去看他。他也希望经常见到我,和他推心置腹,对我和我的家人的遭遇满怀痛惜之情。听说我女儿向阳在他家附近的六中读书,中午跟着我在单位食堂吃饭,他和夫人谷雨及女儿木英坚持让孩子去他家吃饭。

他说,孩子正在长身体,不能亏待她,甚至专门腾出一个房间供她午休。他不仅亲自过问孩子的功课,给她讲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还准备了一只闹钟,天天自己上弦,到了时间就叫醒孩子去上课。一个老人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后代,甚至后代的后代,这样关心,而且关心到体贴入微的程度,让我感动至极。到后来,我也常去他家蹭饭,把他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和女儿一道在他家出出进进。在酷热的暑天,或风雪交加的冬日,我没有及时赶过去,他还让大儿子胡石英骑上车来接我。

实话说,我还算是个有点见识和胆量的人。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有一次,竟让石英和他的小儿子和平陪他悄悄地到革命历史博物馆,请他去看我们馆刚布置的红军长征展览,希望他提出批评和建议。当时的革命历史展览“左”是难免的,充满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口号,他却看得格外仔细,格外认真,把我们对他的希望和恳求真当一回事。他说,红军长征展览,就要理直气地宣传红军精神,应该多放一些实地收集的文物,让历史自己站出来说话。在那个年代,以他当时的处境,要说出这种意见,是需要勇气的。

要知道,他当时还处在类似软禁的状态,心情压抑,人人避之不及,每天郁闷地坐屋子里读书看报。冬日院子里阳光灿烂,也懒得走出去晒晒太阳。望着他孤独的身影,不禁感到辛酸。因此我对他说,乔木叔叔,你得出去走一走,长时间窝在不见阳光的屋子里,会憋出病来的。他说不会的,即使有病,那也是别的原因引起的,不是在屋子里憋出来的。他从延安开始贴身跟着毛泽东,长达二十多年,和伟人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夜以继日,把思想与智慧融入到了党和国家的肌体与血液中。

但在他经验最丰富,思想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却被遗忘在南长街这座冷清的院子里,无异于鹰囚樊笼,龙困浅滩。我常去看看他,和他说说话,聊聊外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想减缓他精神上的孤独,内心的郁闷。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对他的误解。因为他的心里始终装着大事,脑子里什么时候都在思考问题。即使没有人用他,他也在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为国家正陷入的那场内乱忧心忡忡。

我看见他天天读《人民日报》,并且是反复地读,反复捉摸那些指桑骂槐的文章,对他说:“这是张什么报纸啊,无事生非,颠倒黑白,有什么好看的?”他忽然严肃起来,认真地说:“我们看问题可不能这么简单,这里的学问大呢。因为这是江青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你每天看着他们在做什么,说什么,发表什么谬论,就能看出他们具有怎样的政治野心。”说着,他拿起桌上的《人民日报》,当场教我怎样读这报,怎样观察报纸透露的政治动向。有一次,他读完“四人帮”写作班子炮制的一篇文章,啪的扔在桌上,气愤地说:“人做事,天知道。江青他们违背党心,不得民意,迟早要倒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预见江青他们的未来,心里受到极大震撼,仿佛听到一声早春的惊雷。

这是一九七四年深秋,“文革”进行到了第八个年头,国家已被“四人帮”拖入灾难深重的泥潭。在我熟悉的文艺界,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泱泱大国只剩下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戏剧家们都不敢写戏和演戏了,八亿人民翻来覆去地看八个样板戏。“四人帮”却利用独霸的两报一刊,高举批判利器,批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批无标题音乐,批晋剧《三上桃峰》,批《一匹枣红马》……总之,只要是违背他们的意愿,什么出来批什么。人民群众喜爱的电影,被批得体无完肤,全部被打入冷宫。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四人帮 江青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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