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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影响首颗卫星上天 聂荣臻称“本可早点上天”

2012年04月28日 09:12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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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至10月,东风基地副参谋长乔平率领由基地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工业设计院、北京邮电设计院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勘察组,先后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确定了各卫星地面观测站的站址,并确定将陕西渭南作为基地卫星测量部(即第六试验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成立了卫星测量部,统一负责全国卫星测量台、站的规划、建设及建后的使用管理。

此后,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国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并编入基地设在陕西渭南的第六试验部。至此,从事卫星测控研究和从事火箭、导弹靶场测控工作的两支队伍汇集在了一起,在混乱的年代里,开始了卫星测量控制网的建设。

这还不够,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的冲击,1967年3月,父亲建议将各国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研究机构,由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

这个重要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事实上,正是这个决定,使中国的卫星研制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下来了。

随后,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1967年5月,父亲听取钱学森等关于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科研机构要精干,工作要紧张,不要人浮于事。电子技术,是各军兵种、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兼任院长,这使得卫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动乱中继续进行。而这时候,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已经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这几件事情,父亲就被卷进了“二月逆流”里,连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也使他渐渐被迫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国防尖端事业,这时的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关于卫星,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回忆说——

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叫“东方红一号”。这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体现,但却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给“东方红一号”带来许多不应有的困扰和麻烦。

我不懂卫星,也不管这项工作。到了1968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遇到了问题,各分系统文齐武不齐,不协调不配套。为了保证1970年发射,空间技术研究院领导和设计人员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修改,但这一修改方案却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总体主任设计师孙家栋拿着方案找到我,孙家栋说话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听了他们的汇报,问了有关情况,我心想,这事不能拖,总得有人承担责任。便对他说:“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

这个时期,七机部也没有什么人管事了。关于“东方红”卫星的事,后来我又听过一次机关汇报,也到现场看了看。卫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简化我就拍板定了。我当时强调,最后总体决策还要向党中央、周总理和聂帅报告。我把卫星方案修改和简化情况报告了聂帅,聂帅也批准了。卫星计划才得以进行下去。回想起来,当时这么干,除了有一种强烈责任感外,也有一点儿傻大胆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万民欢腾。此时的父亲,刚从邯郸下放回来不久,赋闲在家,心情郁闷。但当他从广播上得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紧皱的额头一下子舒展开了。

记得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天,我正下放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喜讯传来,我们连夜敲锣打鼓到农村向贫下中农报喜。老乡从睡梦中醒来,问:“这么热闹,啥事啊?”我们说:“我国的人造卫星上天了。”他们说:“天上有那么多星星了,还造什么地球卫星?”现在想起来,这似乎有点可笑;再一想,又让人笑不起来。那时候,科学离我们的人民群众太远了。

当年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晚上,天气出奇的好。父亲在院子里散步,不经意间,我们抬头,看到了从北京上空划过的东方红一号。父亲久久地望着它,望着它的轨迹,喃喃地说:“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终于一步步变成现实。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截止到2006年9月,已有9种长征系列型号的火箭进行了数十次卫星发射。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1970年 东方红 东方红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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