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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何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

2012年03月21日 09:4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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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邓小平并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他决心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五次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就如同作为神的毛泽东和作为人的毛泽东是两回事一样。邓小平不需要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他需要毛泽东的旗帜。他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8-149页。)。他的诚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评为背离了毛泽东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责为不能把中国彻底地从毛泽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并不因为这些批评而改变他的既定方针,旁人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会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可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大权在握,再也用不着温和谦恭,他径自我行我素。

这些指责交织在一起,酿成了邓小平时代的第一次风波。不过,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12月的这个会场上来。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因为这时二百一十位与会者正在讨论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毛泽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一生签署的指示不计其数,但是由他本人亲历亲为的并不多,这“条例”为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当日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乃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按照他的想法,这一文件一经形成,其“不变”的周期就将延长到“三十年”。现在,1978年12月,“六十条”的生命还远未到“三十年”,毛泽东已不在人世,轮到邓小平来考虑人民公社的前途。“两个凡是”已经威信扫地;人民公社也已日暮途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正在实际的进程中悄悄发生变化,只不过不是如毛泽东所愿走向更大规模——比如以大队或者以公社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而是退回更小的规模。包产到小组的风尚已经弥漫在安徽、四川、贵州、河南诸省,甚至包产到户也开始蠢蠢欲动。

所有这些全都成为当时会上议论纷纷的题目。这样,共产党内部就前所未有地发出多种声音,而且居然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今天将这些议论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定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并无弊端,只是由于“四人帮”的捣乱才变得丑陋起来,所以只要返璞归真,便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一种是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值得保留,但它有着极大的弊端,故为“四人帮”所利用,所以,纠正弊端就可迎来公社的春天。这在与会者中间占了大多数,包括过去十多年间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部分政府官员和部分农民中的精英人物。最后,只有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敢于设想,人民公社制度扼杀了农民的热情和创造性,导致农村的衰败,其集权的性质不可能满足人类起码的自由原则,所以人民公社必须废止,代之以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制度。

不过,邓小平似乎还不打算把公社的蓝图彻底抹去。眼前这个会议上对于“六十条”的讨论,虽然修改之处甚多,但是并没有对其主导思想以及关键部分加以修正。比如人民公社仍然是今后农村必定要走的道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人民公社不可改变的制度云云。“新六十条”所增加的内容,大体只是“四人帮”如何地破坏了人民公社,所以现在要把“六十条”加以重申,以激励农业更快地发展。邓小平的战术是先为未来确定新的意识形态,至于技术方面的步骤则属于枝节问题,即使不去追究,也必定会随着根基的动摇而瓦解。

但是邓小平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说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所谓“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责任编辑:邓晓娇] 标签:邓小平 毛泽东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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