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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毛泽东斥责郭沫若: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

2012年03月19日 13:50
来源:读者文摘 作者:冯锡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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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毛泽东高度评价柳宗元的《封建论》,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评峻切。“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样的措词令人不禁联想到毛泽东1963年12月关于文艺的一个指示中的用语:“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郭沫若(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4年第06期,作者:冯锡刚,原题:《郭沫若在“文革”后期》

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和中期的波谲云诡之后,郭沫若迭遭丧子巨痛,仍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总理分担相当一部分外事活动,从而在世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老而弥坚、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然而“文革”不止,动乱不绝,郭沫若还将经受更大的磨难,在带有悲剧色彩的晚境中书写更为厚重的一页……

1971年的秋天,诗人郭沫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陪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访问新疆。蓝天寥廓,晴空澄澈,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牧民们为远道而来的贵宾表演赛马。骏马的所向披靡,牧民的矫健身手激起宾努一行的阵阵喝彩和掌声,也触发了诗人的兴会。赛毕,郭沫若即席朗诵《浣溪沙·访东风公社》:

战友高棉远道来,天山山麓盛筵开,东风牧社巧安排。

骏马奔腾撼大地,晴空澄澈绝纤埃,欢呼阵阵走惊雷。

以口占的形式,吟哦出声情并茂的旧体诗词,比较那些歌颂“文革”的作品,这一篇没有标语口号,没有枯涩、生硬的时髦名词,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一个生动的场景。

这一天恰好是9月13日。

就在郭沫若大发诗兴的一刻,蒙古温都尔汗上空一声爆响,林彪及其死党折戟沉沙,葬身于异国荒漠。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成为十年动乱的一个重要分界。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和中期的波谲云诡之后,郭沫若迭遭丧子巨痛,仍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总理分担相当一部分外事活动,从而在世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老而弥坚、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然而“文革”不止,动乱不绝,郭沫若还将经受更大的磨难,在带有悲剧色彩的晚境中书写更为厚重的一页。

1971年10月,郭沫若建国后惟一的一部关于文学的学术专著《李白与杜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既无前言又无后记,写作起讫时期无由断定。据郭沫若“文革”前专事历史的秘书推测,大约是开笔于1969年5月之后,但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开笔时日的话,考虑到1972年第二次印刷本出版时作者作过一次修订,似乎也可以视此为诗人在“文革”后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

《李白与杜甫》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作者力图“以今天的标准”来扬李抑杜。看看该书部分章节的标题即可感受这种强烈的倾向:论李白则“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第二次大失败”、“道教迷信及其觉醒”;论杜甫则“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关于李杜优劣高下的争执,古来即有。新中国成立,此种学术争鸣仍然存在。但是对李杜的抑扬多半是在肯定李杜同为一代大诗人的前提下来互争高下的。郭沫若则不然。在拔高李白的同时,对杜甫的人格和作品作了苛求于前人的贬损。这种全新的观点确实惊世骇俗,反映出了“文革”以来的“新气象”。

“文革”之前郭沫若对杜甫有过相当崇高的评价。1953年4月,诗人为成都杜甫草堂书一联语: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这副联语与朱德当年撰写的“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一联均系流传广泛的佳作。

当然,作为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艺术欣赏上确实更喜欢李白,1962年3月,他在广州放言谈诗,直言不讳地说:“对杜甫我就不大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没有疑问,这里所谓的喜欢与否,大体是从艺术欣赏上着眼的。

 
[责任编辑:邓晓娇] 标签:郭沫若 毛泽东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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