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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秘书忆在秦城监狱:列宁狱中写书 我只能呆坐

2011年08月26日 08:40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阎长贵 向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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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接着怎样呢?

阎:尽管江青严厉地斥责,但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杨银禄又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归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我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没趣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向:当时心情很乱吧。

阎:当然啊。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

向:汪东兴后来怎么跟你说呢?

阎:从此汪东兴再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向:到警卫连就没事了?

阎:事大了。当时老婆孩子还在北京看病、休息,可我不能回去见他们了,也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能回去。

向: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下就变成被警卫战士看守的人,你能接受吗?

阎:怎能接受?但也没办法啊。1968年1月9日这一天,我沦为“阶下囚”,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时也是1月9日。

向:在警卫连还算比较宽松吧?

阎:开始几天,虽被看管,但并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开始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把这三个人连在一起并称“坏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向:你这时感到很害怕吗?

阎:当然害怕,而且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呢?我怎么是他们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呢?那时我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连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打倒了,这不是自折“股肱”吗?说实话,我当时把他们都看作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的……

向:政治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阎:我当时年轻,又很单纯。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我尽心尽力去做了,但不能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冥思苦想做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又想不起什么错,而且我在心里一直是忠诚于江青的。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始,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意思是向我表明:对你要采取措施了。

向:你想到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

阎: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会坐牢。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来找我?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时谢富治对我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只模模糊糊觉得他是劝我老实交代问题,我连连点头说:“好,好,我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照他的口授,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

[责任编辑:石立] 标签:江青 在秦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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