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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跃进”结果:1960年粮食产量低于1949年

2011年07月24日 11:22
来源:中国改革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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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淄博后,哥哥姐姐都离开普通中学,进了厂办技校,他们的口粮按国家规定要高一些,好像是每月30斤,这使得母亲常常能挤出家里一点粮票去接济那些断粮的工人家庭。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他们也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对经济困难的职工,父母也把自己的工资“借”给他们,却从不要偿还。

父母关心别人,我们的家庭也没有自顾自的人。苦难见真情。多年后,母亲仍回忆道:技校食堂难得吃一回包子,你们的哥哥舍不得吃拿回来,一掰两半,一手递给弟弟,一手递给妹妹……

“大跃进”的后期,饥荒降临,山东成了重灾区。饥饿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我们也尝到了腹中空空的滋味。

由于营养不良,大人们开始浮肿。我们也觉得体力不支,爬个土坡都气喘吁吁。父母都浮肿了,厂部医务室给浮肿病人开的药是几片“康复饼”,一种用麸子、黄豆、一点枣子做的小饼。这常常被误称为“糠麸饼”,倒也名副其实,但还是弥足珍贵。爸妈都舍不得吃,成了我们孩子们最好的点心。后来,从东北运来了大麦和红薯面,因为沿途雨淋发了霉。一段时间里,这些带刺鼻霉味的大麦红薯馒头就是我们的主食。

偶尔工厂食堂也有烤玉米面饼子,那是我们上好的食品。好歹我们还是吃公粮的,再难总还有饭吃。农民的日子究竟怎样我们不敢说,但经常听到饿死人的传闻。

我们上学途中那片洼地边上,有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可想而知那时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块庄稼地、菜地收获完了,总会涌来一大群人,反复在地里或拣或刨,希望有些意外收获。

为了安慰人们的辘辘饥肠,工厂食堂推广了“增量法”和“草淀粉法”。

“增量法”其实就是在食堂和面蒸干粮时多放水;“草淀粉”就是晒干磨碎的草,掺在粮食里,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地看着,想不出任何安慰她的办法。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最恐怖的是要经过那片坟场,几乎每天都看到新增的坟堆,月光下纸幡泛着白光,在风中刷刷作响。

今天,我们把那几年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到底饿死了几千万人,有不少争论。

据官方“山东历史大事记”记载:1958年后,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地区(含菏泽)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其实,更大规模的饥荒,是发生在1959至1960年。

1960年10月,山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报告了山东农业的严重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舒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会议认为:山东的农村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的正常的组织原则,以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越刮越凶。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反,调离淄博,进京工作。在中央工作组征求父亲工作意见时,他说,除了回济南,去哪都可以。几年来心中的压抑,也就说了这几个字。

我们全家离开工厂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沿途工人们热情招呼、恋恋不舍,有不少职工一直送父母和我们全家到车站,洒泪作别。这个印象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至今难忘。

途经省府济南时,原省委第一书记向父亲道歉。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申诉书”的启示

期盼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有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县委委员一级12.9%、共打右派34800人、开除党籍11900人。这还不包括后来在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斗的大批干部。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父亲 反右 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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