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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跃进”结果:1960年粮食产量低于1949年

2011年07月24日 11:22
来源:中国改革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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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勇气,不仅源于他坦荡的襟怀,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信念,还源于他在长期地方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心中那份对劳苦大众的天然眷恋。

母亲生在福建侨乡,因为不满社会黑暗毅然投身革命,被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央内部交通员。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她和狱友们数次绝食,拒不低头,高歌岳飞的“满江红”顽强抗争,并用发卡在牢房铁门上刻下了“深固难徙”四个大字。直至国共合作被营救出狱。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母亲与父亲一起前往冀鲁边区工作。我们的一个哥哥出生后就被留在老乡家里,却在日寇扫荡造成的饥荒中饿死。

不久,母亲经历了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刺杀副司令员黄骅等多名领导干部,策动部队叛变投敌的严重事变。危急关头,她挺身而出,冒死冲出日军和叛徒的数道封锁向边区党委报告情况,使区党委及时粉碎叛变阴谋,挽救了边区,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记得母亲后来提起此事,曾说那晚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

长期的地下工作、严酷的狱中生活和艰苦的抗战,严重损伤了母亲的身体,她那原本就不健壮的瘦小身躯越发虚弱了。幼年的我们无法懂得,母亲为什么会常常晕倒呢?

父母都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顽强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绝不为官位利禄出卖他们心中的真理。父亲被发配到淄博前,省委找母亲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留在省城。母亲非常淡定地说:王卓如去哪,我去哪!父亲在数年中背负着反党右派的罪名,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母亲义无反顾的支持。

父亲下放的电机厂坐落在一片河边低洼处,沿坡上行,便是工厂宿舍区。我们全家六口人安顿在三间狭小的平房里,二十几户人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在此一住就是四年。

全家只有三张床,白天掀起被褥,就是做作业的桌子,也是做饭的案板。记忆最深的是除夕包饺子,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

父亲被开除党籍,但所在的工厂是部属企业,不归山东省领导,给了父亲一个副厂长职务。他到厂后,就到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干活,也和工人一起上夜班。起初,工人并不接受他,有时还故意和他为难,但这个快五十岁的右派副厂长并不在意,不仅实实在在干活,向工人请教,还下功夫学习他不熟悉的电学、机械技术,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他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厂工人干部的信任与尊重。工人们或称他“厂长”,或叫他“老王”,都带着几分亲切,不再有歧视与隔阂。厂党组织后来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给他办了重新入党。

当时,一般百姓对于政治狂潮的追随及参与远没有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程度,判断是非主要还凭自己的眼睛,因此,父亲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开始真正参与厂里的管理工作,也常有厂里干部来家里找他商量事情,讨主意。记得父亲还主抓过厂里的技术革新,可惜他做的事情,我们所知有限。

由于他在各地都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后来被厂里安排分管供销,经常出差去为厂里寻找紧缺的原材料。一次在上海突发“气胸”,急诊后住进医院。我们不知母亲是否焦虑,只记得父亲回来后轻描淡写地笑说,检查过后,护士抬着担架满处找他这个重症病人时,他还在过道里溜达。

那时,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都很顽强。无论有多少冤屈,受到多么不公的待遇,却很少自哀自怜,更多的是在逆境中扎根,重新鼓起人生的勇气。

母亲到淄博后降职做了厂工会主席。她并不介意,一心一意扑在厂工会工作上,很快成为工人们信任的“朱主席”,人们家里遇到困难,都来找她想办法。无论家里吃饭还是休息,常常有人上门倾诉,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可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他们娓娓交谈。

记得有两个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的母亲年轻时曾做过妓女,苦苦抚养儿子成人。儿子结婚后,她们却被歧视冷落甚至虐待。母亲听了十分气愤,狠狠地批评了那两个工人和他们的老婆,又替他们的母亲找到一些零活贴补家用。

相信以前少有人这样直言和真心地进入这些普通家庭,真诚地帮他们解决问题。因此,母亲成了很多工人及其家庭的贴心人。母亲也从中得到了满足,记得听到过父母的感慨:还是和工人们好相处;你真心对他们,他们就会真心对你。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父亲 反右 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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