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茅盾为什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口号?
2010年12月28日 09:51 粤海风 】 【打印共有评论0

积久的气闷的抒发——茅盾的心理动机

“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召开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还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客观的评价。因此,那些在“文革”中受了迫害或受了压抑的文艺工作者,在控诉“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国防文学”辩护,发泄自己的积怨和怒气时,矛头所向是林彪、“四人帮”(这是当时的统一语汇)。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拨乱反正的会议也可以叫做“出气会”。“出气”的对象就包括被主流意识形态歪曲利用以锻炼人罪的鲁迅,甚至产生都是鲁迅惹的祸的想法。限于当时的现实环境,有些话又不好明说,于是就迁怒于和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和冯雪峰。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一些长期对鲁迅有积怨的人,或者对鲁迅抱有某种看法的人,就有了将个人的心理动机汇入思想解放的强势话语中得到抒发的大好时机。茅盾显然抓住了这个时机。

一般认为,茅盾和鲁迅是有着很深的个人关系和战斗友谊的。1981年出版的《鲁迅研究百题》(该书由参加《鲁迅全集》新版本注释的几十位学者共同撰写——笔者注)也如此表述,称赞“他们的友谊,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但是,正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所说:“茅盾和鲁迅的关系很密切,但这密切也不是没有距离的。鲁迅之没有或者很少读茅盾的作品,这可以从鲁迅书简中得到证明。”竹内实举出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书信卷)360105《致胡风》为例子。鲁迅在信中告诉胡风,为茅盾《子夜》英译本作序,评介其地位、风格、影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他自己“一向不留心此道”,“又不好推脱”,所以只好转托胡风代拟稿子。竹内实和胡风都认为,这表明鲁迅心里对茅盾有些看法。而胡风的评介又令茅盾十分不满,胡风认为这是二人结怨的一个原因之一。竹内实又说:鲁迅对于自己从“亲身体验”中“得到的知识”,“很固执拘泥”,“我猜想,茅盾对鲁迅的这种固执拘泥,可能有时候觉得不以为然”。大概担心自己的话引起歧义,竹内实又以绕口令式的语言进行了看似圆通实则有深意的解释:“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茅盾有时反对鲁迅,而是说,茅盾对于政治没有书呆子式的幻想而已。但我也并不是要说,鲁迅对政治的看法是书呆子式的幻想。”他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也没有再举例。但有这样一个情况可以参考。鲁迅晚年,由于左联解散、“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和酝酿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等事件,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之间关系紧张,处境艰难,心境颇为孤寂。此时,曾经与他交往密切的茅盾,由于《译文》停刊一事招致的不快,也由于想在宗派是非中妥善自处的考虑,确实与鲁迅疏远了。这一点从鲁迅这一时期的书信中,以及胡风、冯雪峰、黄源等的回忆材料中可以得到证实。

“文革”时期,鲁迅研究成了敏感区,一不小心,“反对鲁迅”的罪名就会落在头上。正如《父亲茅盾的晚年》的作者所说:“谈鲁迅虽然本身不是政治,但当“四人帮”在文艺界打倒一切独尊鲁迅的时候,谈鲁迅也就成了政治。”同样出于妥善自处的需要,茅盾不愿意谈鲁迅。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看出他的小心谨慎。在《致单演义(七)》中,茅盾说:“老实说,写回忆鲁迅的东西,越想越觉为难,……回忆他的话,一句也错不得,我的思想水平又低,写出来的一定错误百出。”在《致沈楚(二)》中,茅盾有同样犹豫的心理:“若写回忆,便非可草草从事,何况回忆的又是鲁迅,一有乖误,罪戾不小,因此更觉得踌躇,大概是不会写的。”这是茅盾1974年2—4月间的心境:自己这么熟悉、有着多年交往的有些“固执拘泥”的鲁迅,竟然成了碰不得的话题,这种现状让他“觉得不以为然”。

尽管如此,据家人回忆,“鲁迅博物馆的邀请又不能不去,否则会有对鲁‘圣人’不敬之嫌”。笔者认为,“鲁‘圣人’”的称谓,不是茅盾自己说的,也是家人受了他的情绪影响说的,可见此时的茅盾,其“不以为然”已经到了一个有些反感的程度。座谈会后一个多月,在茅盾认真审看、修改鲁迅博物馆送来的谈话记录稿时,他的儿子韦韬劝告:“这样的文章只要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就行了,何必费这么大的劲?”茅盾说:“我自然要坚持历史的真实,可是一涉及到人,就难下笔了。譬如鲁迅也说过“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现在能这样写吗?现在只肯定一个,说另一个是投降主义口号。又譬如论争双方都有宗派情绪,意气用事的毛病,还有人从中挑拨,现在这些能写吗?现在只能对一方打屁股。这篇谈话稿虽说由鲁迅博物馆保存,但肯定会流传开去。所以我既要努力忠于历史,又要使他们能够接受,非常难办,很费斟酌。”

这篇谈话稿就是《我和鲁迅的接触》,也暗含着对鲁迅碰不得的压抑感。因为作为和鲁迅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茅盾心里对鲁迅是有过一个基本评价的。韦韬、陈小曼著《父亲茅盾的晚年》有这样一段描述:

爸爸“也讲过鲁迅的‘知人之明’,他说:‘鲁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嫉恶如仇,但对无意间冒犯了他的同营垒中的人,缺少一点宽容。’如傅东华是同情左翼的,只因‘休士事件’触犯了鲁迅,就再未得到鲁迅的谅解。又如为了《译文》停刊事,鲁迅甚至与邹韬奋、郑振铎、胡愈之产生了隔阂。另一方面,鲁迅对于在他周围的那些从不冒犯他的人,又有耳根软的毛病,在一些非原则性的是非问题上容易偏听偏信,且因此而发怒。所以30年代文艺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老头子又发火了’!连史沫特莱都发觉鲁迅的脾气不好。‘不过’,爸爸说,‘鲁迅这些缺点毕竟只是小节,无损于鲁迅的伟大。不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吗’?”这段话表明,茅盾很早就对鲁迅的“知人之明”有自己的认识,也“不以为然”,只是一直没有说出来罢了。笔者认为,既然知道“这些缺点毕竟只是小节,无损于鲁迅的伟大”,就没有必要小题大做,郑重其事地又是“澄清”又是“答问”;即使想“澄清”和“答问”,也没有必要以“神化鲁迅”和“两个凡是”对待质疑的人。因为这只能给质疑的人一种感觉,以前之所以一直没说出来鲁迅的“这些缺点”,不是不想说,而是时机不对。

对此,李何林在致周扬信中有过一个判断:

“我为什么向你述说茅盾同志近一年多对鲁迅是这样态度呢?因为很多鲁迅研究者对他这些表现反映很坏。说他在你们未平反以前,发表过不利于你们的言论(《鲁迅研究资料》一、二辑内就有),后见你们不只平反反而渐渐得势有权以后,就向你们表态讨好,搞搞不能答辩的鲁迅了;但鲁迅虽然死了四十三年,也不是孤立的,别人一眼就看穿了。不少人向我说:‘茅盾八十多岁了,地位也高,还怕周扬他们吗?周扬能把你怎么样?何必看风使舵呢?’。”

这段话虽然言辞有些激烈,但从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些重要信息:茅盾的文章的确是审时度势,顺势发力,不需要多大勇气的。联系竹内实“茅盾对于政治没有书呆子式的幻想”的说法,就更能够使人洞悉茅盾文章中所流露出的真实心理动机。

老实说,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倒是质疑茅盾的李何林等人,是真正“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一则因为,茅盾是自己的老师、前辈、老朋友,从撰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开始,直到“文革”期间,几十年来,李何林就一贯尊敬他;二则是,质疑茅盾还会得罪文艺界现任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事实上已经得罪了;三是很容易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凡是”派,面临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指控。事实上,李何林文章一发表,茅盾就认定“这篇文章本身证明了在鲁迅研究中也存在着‘两个凡是’的问题”。连文艺界比较友善的朋友也认可李何林是“鲁迅的凡是派”的说法。在整个社会变动和文艺思潮变动的时候,李何林不为所动,凭自己的良知判断,而不是哪一个领导或权威的结论来看待鲁迅,由此得罪了当权的文艺界领导,得罪了整个社会流行的东西。没有一点公心,没有一点勇气,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结语

据《父亲茅盾的晚年》作者说,1980年的时候,茅盾的子女告诉他“现在外面有议论,说你原来是支持鲁迅的,现在又反过来帮周扬说话了”。茅盾认为这是自己“反对神化鲁迅,又写了那篇‘澄清事实’的文章的缘故”。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接下来说的一段话颇为耐人寻味:“胡风提出新口号的动机是什么,现在不好猜测,但至少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在作祟。”茅盾还进一步谈到,“胡风的宗派主义表现,突出在论争的前半段……周扬正相反,他的宗派主义表现,突出在论争的后半段,即胡风提出新口号之后”。各打五十大板。这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茅盾不好再坚持“胡风行踪可疑”、“分裂左翼和进步文艺界”的说法了。当然,更不会再“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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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姬学友 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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