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茅盾为什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口号?
2010年12月28日 09:51 粤海风 】 【打印共有评论0

时代的预感——茅盾的现实考虑

对“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徐庆全说:“现今再读茅公的文章,已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在当年,在‘两个凡是’阴影露布的当年,要触动在这个阴影下被戴上光环而‘神化’的鲁迅,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茅公在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在现今看来,当然不全是对的,有‘失察’之处。但是,正如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所指出的,在当时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茅公所倡导的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的单一的政治解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

茅盾的文章意义到底有多大,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笔者要强调的是,茅盾当时发文提到鲁迅的“知人之明”,提出“不要神化鲁迅”,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是顺应了当时的政治大势和时代主潮的,或者说,是“借东风”式的顺势发力,因此是不需要多大勇气的。这一点,只要考察两篇文章发表的背景就可清楚。

据茅盾所记,《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陆续写于1978年6月至8月尾”。此时,被称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刚刚于5月27—6月5日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配合全国“拨乱反正”的政治大势,“把文艺领域里被他们(指1976年10月被赶下台的“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笔者注)弄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重新颠倒过来”。

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乱”,主要指“文革”十年文艺界的乱象。这种乱象的理论根源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现实后果是一些“十七年”期间(指1949年到1966年之间的时段,是一个兼具时间、文艺和政治属性的有着特定含义的文学史分期概念——笔者注)的文艺界领导人和一大批成名于1930年代的老作家、老文艺家受到残酷迫害,1930年代到“十七年”期间的文艺成果受到否定。拨乱反正的“正”,主要指1930年代特别是“十七年”的正确文艺路线。当时的看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尽管文艺界也曾受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文艺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核心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指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笔者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曾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表,1967年5月29日全文在《人民日报》刊载。——笔者注)要害是将“文艺黑线”和“三十年代文艺”联系起来,进而将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和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描述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文艺界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于是,在“文革”中,“三十年代”曾主持左联后期工作,提倡“国防文学”,“十七年”期间又是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夏衍等人(鲁迅文章称为“四条汉子”),以及“国防文学”的拥护者,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政治迫害。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将鲁迅过度政治化、工具化,歪曲利用鲁迅的现象也是空前的。

这样,控诉“文艺黑线专政论”,述说被迫害的惨痛经历,为“国防文学”翻案,重新确认“十七年文艺”的成就,就成了这次“盛会”压倒一切的主题。在这样一个众口一辞、舆论一律的会议上,1955年反胡风、1957年批判冯雪峰这样关系“十七年文艺”格局、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还处于缺席状态。不是疏忽和遗忘,而是有意忽视或不便提起。首先因为,当时中央的调子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十七年文艺”中占主导地位,没有人敢于对胡风、冯雪峰事件置疑;其次是,主导胡风、冯雪峰事件的当事人重新掌权,他们多数是因“反对鲁迅”而遭罪的,心中正有积怨,自然不会专门提起。第三,对原本就和胡风、冯雪峰有旧隙、现在重新掌权的文艺界领导人来说,延续过去(“十七年文艺”)的看法,既维护了中央的权威,也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公私两利。所以这次会议在胡风和冯雪峰的问题上集体失语,却提出了“要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破除‘四人帮’在研究鲁迅问题上造成的重重迷雾”的明确要求。这是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代表中央作主题报告时提出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文革”时期受到压抑心情郁闷的茅盾和遭受迫害被剥夺权力的周扬、夏衍等一样成为主角(茅盾并致开幕辞)。

值得一提的是,李何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发了言。同样是“拨乱反正”,李何林和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想法就不尽一致。领导人的想法是,拨“文艺黑线专政”造成的否定“三十年代文艺”主要是“国防文学”、否定“十七年”文艺主要是否定自己的乱;恢复“国防文学”、“十七年”文艺的正确性、合法性,为“国防文学”和“十七年文艺”正名。这样,名正言顺,自己在这两个历史阶段的言行也就具有正确性、合法性了。李何林的想法是,拨“四人帮”歪曲、利用鲁迅的乱,维护鲁迅思想的独立性和正确性,恢复鲁迅的本来面目,“为鲁迅正名”。他坚持认为鲁迅是被“歪曲、利用”,而不是被“神化”。只是,在“揭批”、“控诉”和“反对”汇流的声浪中,李何林的声音是微弱的,他的观点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可见,茅盾在会议刚刚结束就立刻写文章带头“澄清”,显然是得风气之先,是为了响应中央“破除‘四人帮’在研究鲁迅问题上造成的重重迷雾”的号召。不仅符合中央精神,而且正中已经复出并重掌文艺实权的周扬、夏衍等文艺界领导人,以及那些因“反对鲁迅”而遭罪的“国防文学”拥护者的下怀。所以,上有领导支持,下有群众基础,加上鲁迅、冯雪峰已不可能反击,胡风还是戴罪之身(1955年扣在胡风头上的“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掉,徐庆全所说的“此时胡风已在四川当上了政协委员”,要到1979年的6月才能实现——笔者注),茅盾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是不必担心有什么风险的,因而也是不需要多大勇气的。当然,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经过茅盾公开“澄清”,显见鲁迅缺乏“知人之明”,那么即使冯雪峰在材料中说自己“疏远”鲁迅、“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是真的,读者也会觉得不是自己单方面的问题了。

《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1979年10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大半年,打破“两个凡是”枷锁和对领袖的“神化”,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早已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的主流话语。当时的共识是,既然“文革”中神化毛泽东是错误的,是“两个凡是”,那么“神化”鲁迅也是错误的,也是“两个凡是”。茅盾的这篇文章,恰好是在“凡是”、“神化”派成为众矢之的、并逐渐式微的历史机遇和时代主潮推动下发表的,顺应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和政治大势,同样是没有什么风险,也不需要多大勇气的。即使如此,茅盾在文章里也是将“神化”和“歪曲”两个词语混用的,这说明他也承认鲁迅是被高度政治化、工具化,是被歪曲利用了,单纯用“神化”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如果鲁迅真的被“神化”,真有“两个凡是”,那么以胡风和冯雪峰与鲁迅的互信关系,他们在“文革”中的境遇应该好很多。事实是,与鲁迅有间隙的周扬、夏衍等人倒了霉,胡风、冯雪峰也没有沾什么光,不仅没有沾什么光,还要在茅盾文章发表前后的那段时间里,被当作证明“十七年”文艺主流正确的示众材料,还要为30年代左翼与进步文艺界的分裂买单。

如此看来,徐庆全在其著述中所说的“茅公在文章中所举的例子在现今看来,当然不全是对的,有‘失察’之处”,就有点儿为贤者讳了。事实已经证明,茅盾所举的例子(指被鲁迅“骂过”的章士钊、李四光、周扬等人或“赏识”过的胡风、冯雪峰等人是否“一定糟糕”或“好到底”——笔者注)不是“不全是对的”,而是全是不对的;不是“有‘失察’之处”,而是有误导之意。另外,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神化”、“两个凡是”,是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性术语,紧密联系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和看法,说谁有“两个凡是”,是“神化”,有将对方置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对立面、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嫌疑。所以徐庆全引用陈漱渝的话说,“在反对现代迷信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这一逻辑推论是很令人费解的。试想,在大力倡导解放思想的时代主潮中,在“扎扎实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下,基本观点与实际不符,所举例证站不住脚,连一点儿求实宽容的精神都没有,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会产生“积极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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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姬学友 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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