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 关锋 戚本禹:“文革”三干将的人生结局
2010年12月09日 08:04 党史纵横 】 【打印共有评论0

由于戚本禹年轻(当时只有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受到表扬。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泽东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历史学界围绕着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狈。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泽东写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声音。戚本禹趁势而上,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

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在毛泽东的眼里,在中央一些理论家、大“笔杆子”眼里,戚本禹不再是只会办一点具体事情的干部,而是有理论水平,对历史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家、“笔杆子”了,连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和自称为“理论家”的康生,也对他高看一眼了。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有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这预示着戚本禹今后腾达有日了。

1965年,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并没有积极响应这篇文章,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开这次会议时,田家英已经被实际上解除了职务。按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已经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了这次会议上被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之一。各地的党政干部都知道,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地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也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戚本禹被毛泽东选中,列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

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但是好景不长。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和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早在戚本禹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朱德住宅时,周恩来就已经觉察到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谈话,提出了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意见。杨成武当天飞往上海,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杨成武当天飞到上海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按照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争取一下”的想法,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可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了逃避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还在信中还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指关锋、王力)二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并未肯定戚本禹的检讨,只是淡淡地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信并不认同。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过去对戚本禹“让三分”的陈伯达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发,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此时,距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后不满5个月。

戚本禹虽然是后被“请假检讨”的,但却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与林杰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继续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斗争,人们几乎把戚本禹这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淡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后,人们才又想起了当年的“王、关、戚”三人。重新审理后,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满释放。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他的桌子上放着许多手稿和无格的白纸。据去戚本禹办公室采访过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记述:1988年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他对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戚本禹说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现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级职务。据见过他的人说,他精神很好,还是像从前一样,为人处事,仍然有一种“戚大帅”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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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涤生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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