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的文革经历:被打成右派 不打麻药上手术台
2010年11月17日 10:46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沈善炯当然是重点审查对象。侦察班逼迫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要他交代与特务组织的关系。沈善炯不肯凭空捏造,对此进行断然否定,于是不断遭到他们的殴打和折磨。他们要沈两脚并拢站着,弯腰九十度,如果不到九十度,就用一根木棒横在他的脖子上,用力向下压,达到标准才罢手。那样的姿态他哪能长时间坚持下去?每当他一倒下去,就有人咆哮着过来打他,打倒之后,又有人把他拉起来。就这样他屡站屡跌,屡跌屡站。

 

沈善炯院士(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沈善炯自述》,作者:沈善炯 熊卫民(系沈善炯传记整理者),出版: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2003年10月,蒙邹承鲁院士引见,我有幸结识了他的挚友沈善炯院士。此后,每次到上海出差,我都去拜访他。沈先生待人热忱,视我为忘年之交,知无不言,曾应我的要求回忆过一些学界前辈的往事。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

自己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辗转求学

沈善炯于1917年出身于江苏吴江县一个并不殷实的农民家庭。他的父母仍秉承“耕读传家”之训,竭尽全力供他上学。

1937年夏天,沈善炯顺利通过了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的入学考试。这个时候,日寇开始全面侵华,上海、南京遭到飞机轰炸,高等院校纷纷向西迁移。为了求学,沈善炯不得不辞别家人,拿着拼凑起来的仅仅90元钱,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于1939年9月转学到位于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在很快即身无分文的辗转求学的过程中,张肇骞、于景让、严楚江、张景钺等教授给过他重大帮助。除此之外,他还感激当时的教育部及其部长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陈提出要给流亡学生提供贷金。“若没有贷金,像我这样的人是根本上不了大学的。”沈善炯告诉我。他还说:“这是政府做的一件好事情。我们这代科学工作者之所以能在1950年代克服困难归国,努力运用自己的所学回报人民和国家,跟这不无关系。我很希望我们现在的政府能给更多的学生以更大的帮助,使那些没钱、少钱的穷学生也能上得起学。”

联大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并且学校具备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精神,所以在抗日的烽火之中,他们仍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1942年,沈善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47年,在张景钺教授的安排和胡适校长的帮助下,他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

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由比德尔(G.Beadle)教授任主任。他胸襟开阔,邀请质疑自己学说的德尔布吕克(M.Delbrück)等人来任教,并吸引了包括莫诺(J.Monod)、雅各布(F.Jacob)、卢里亚(S.E.Luria)、赫尔希(A.D.Hershey)、本泽(S.Benzer)、弗利士(E.Freeze)、斯顿特(G.Stent)等在内的学者前来访问或学习。在合作的基础之上,他们通过科研工作进行争鸣,每天都对工作进行剧烈的辩论甚至争吵,而分子遗传学就在这种活跃的思维中逐渐成长了起来。后来比德尔、莫诺、雅各布、德尔布吕克、卢里亚、赫尔希等人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沈善炯躬逢其盛,正好在分子遗传学诞生的时节来到加州理工。他被这里的学术气氛所吸引,很快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他们班上还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譬如特明(H.Temin),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同学之间竞争激烈。沈善炯向来不甘心落于人后,再加上他自我感觉数理基础较差,并需补学几门必要的化学课程,所以一直处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之中,1949年下半年还曾一度咳血。他是如此地心无旁骛,以至于在求学期间不但没有出过远门,就连近在咫尺的电影胜地好莱坞也没有去过。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他即走到了生物化学遗传专业的国际前沿。1950年6月,他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如果说西南联大教我怎么做人,那么加州理工则教我如何做科学。”50多年后,他回忆说。

一心报国

毕业之后,沈善炯的导师哈洛威士(N.Horowitz)立即推荐他去两个地方做博士后研究员。而更早一些的时候,他的副修导师栽克密艾斯脱(L.Zechmeister)教授也曾特意邀请他去自己的实验室工作,并说自己可以设法接他的妻子和孩子来美国。

此时,中国内地批判摩尔根学派、使真正的遗传学难以生存的消息已经传到美国。沈善炯深知,一旦回国,他会和被迫逃离的李景均一样,将不再能从事深爱的遗传学研究。但他还是决定放弃美国提供的很好的工作机会,尽快回国。他想,回国之后,至少还可以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1950年8月31日,和100多位留学美国的学子一道,沈善炯登上从洛杉矶开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驶向日思夜想的祖国。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9月12日,当轮船经过日本横滨时,他和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空气动力学家罗时钧竟然遭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无理扣留,并被投入位于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

在他们被关押的第三天,就有台湾驻日本的国民党官员来看他们。国民党官员对他们说,只要他们考虑去台湾或者回美国工作,就可以营救他们出狱。他们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的家人在内地等着我们回去,我们决心回内地,没有其他的想法。”会谈不欢而散。

9月22日,“威尔逊总统号”上的乘客到达广州,把沈善炯等被扣押的消息传了出去。《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中国的一些社团立即进行了包括致电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等在内的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参与签名活动的科技工作者多达数千人。可这一切沈善炯等都不知道。他们给外界写信,还写报告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法律程序来判明关押他们的理由,但那些信和报告交上去后,总是石沉海底,杳无消息。他们不知道“麦卡锡主义”会肆虐到什么程度,自己还将得到何种不公正处置,每天在监狱里度日如年。

也许是那些营救活动起了作用,10月31日,他们被带出监狱,移交给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国民党官员仍劝他们去台湾,并拿出一份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邀请他们三人任台湾大学教授的电报;他们还让沈善炯等将眷属的地址告诉他们,称自己可以设法接她们去台湾。对此,沈善炯等仍明确拒绝。11月17日,他们终于乘船离开横滨,并于当月21日回到内地。

宏图初展

1951年春,经谈家桢和丁振麟介绍,沈善炯去杭州,到浙江大学医学院从事生物化学的教学工作。后来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被肢解。1952年2月,应殷宏章之邀,沈善炯改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1953年独立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下称植生所)工作,任微生物生理研究组主任。

当时,中国的抗生素生产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并遭到一些发达国家禁运。为解决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沈善炯无条件服从国家需要,带领几位研究技术人员从零开始,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他们主要承担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物合成任务,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即做出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既有学术价值又能指导生产实践的重大成果。

1958~1959年,应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秘书长之邀,沈善炯访问苏联医学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一年。回国之后,他即在植生所微生物室的基础上着手组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1962年又并回植生所),并以副所长的身份主持该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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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卫民 编辑:官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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