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蒙古曾叫苏联为父亲 称中国为母亲
2010年06月13日 08:39 凤凰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前东德执政党总书记昂纳克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采取了自愿辞职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蒙古民主化进程在前,前苏联解体在后,蒙古剧变对前苏联“垮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期间,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 尚昆访蒙,令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当时中国总理李 鹏正打算访蒙,有些极端分子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

驻蒙使馆接到国内来电,要求作出判断。多次开会也是争执不下,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认为“为了总理安全”还是延期进行访问为宜,但大多数人觉得,说“踏出一条血路”的只是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蒙古人民的过激行为只是内部矛盾。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就在李 鹏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带头撤出了绝食队伍,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

两颗埋在中蒙间的定时炸弹:台湾和达赖

1999年7月3日,黄家骙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大使。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但黄家骙说,“敏感问题还是有”。在他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

陈水扁过去当台北市长时,和乌兰巴托市长那伦查茨拉勒特是老熟人,他当上台湾“总统”之后,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来的劳务人员,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

一开始,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后来黄家骙发现,蒙古与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议员和乌兰巴托市总管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

黄家骙和当年7月访蒙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多次做工作,约见了总统办公厅主任、乌兰巴托市长和总理外事顾问等多名蒙方官员。到了这个“中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并解释说,本来是以“台北”字样注册的,但在挂牌时是台方单方面改成了“台湾”字样。

台北在蒙“代表处主任”黄清雄,之前是驻韩外交官,到蒙之后“积极开展工作”。他甚至说,如今在蒙古“有两个黄大使”,“一个是大陆的,一个是台湾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黄清雄详细介绍了“台湾国”的情况,而蒙古《日报》相当配合,在报道中6处称台湾为“国家”。

黄家骙就此约见了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提出抗议,使馆的参赞王福康也给《日报》主编打电话,后者承认了错误,还决定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扣发奖金的处分。第二天,中国使馆在蒙古五大报纸上刊登了声明,宣传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达赖问题则更为棘手。一直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蒙古,85%的人口信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十四世达赖奉若神明。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

从1979年到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事先知道他会从韩、日、德三条渠道入蒙,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2002年11月,达赖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

原定达赖入蒙时间可能是在9月,但蒙古外交部官员正式告知黄家骙,达赖暂时来不了了。根据蒙古媒体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披露,俄国和韩国没有给达赖发放签证,并认为这是中国给韩国“施加了压力”。但一个多月后,总理身边的官员又不愿答应黄家骙“达赖肯定不来蒙古”,并一再强调这是蒙古“国情”。10月29日,各大报纸刊登了达赖即将来访的消息。

11月4日,就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前夕,达赖抵达乌兰巴托,前往蒙古最大的寺庙甘登寺,新华社记者也到场了解情况。在他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了达赖名誉博士的称号,但公开报道里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达赖的讲话中也未有谈及政治问题。

“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尽管黄家骙经历了杨 尚昆、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任国家主席访蒙,也亲眼目睹中蒙关系从低潮走向“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但不论何种时代,“对中国人排挤、鄙视的敌对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蒙古民主化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遭弃,取而代之的是“等距离多支点外交”。除了俄、中两个在地缘上躲不开的国家,蒙古也与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开展合作,深入交流。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认知度都排在中国之前。

“文革”期间中蒙关系不好,在蒙古人印象中,中国人都是放高利贷的,抽着烟袋,被蒙古人叫做“呼扎”(贬义,指“家伙”)。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大量进入蒙古参与矿产开采,由于蒙古对出口矿产依赖很大,但自身又不具备加工出口的能力,只能“卖矿”,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就认为,“中国又要打回来了,又要开我们的矿,掠夺我们的资源,建立划分培育势力”。有些议员甚至说,中国来的企业家收买了政府的内阁成员。

中国在蒙古进行了很多援助,但投入虽多,也有不足。相比起来,日本方面的对蒙援助就“做得很细”,他们会到一个普通县城的一所普通小学去发放文具,有的时候还到牧民家里赠送发电机。日本援蒙的汽车上都写着“蒙日友好”、“友谊万岁”的标语,宣传上是“很到家”的。

据黄家骙介绍,蒙古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意见比较大”。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虽然这事黄觉得“没有证据”。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国来的淘金者产生的汞,污染了蒙古的牧场,而这其中还有滞留不归的非法劳务现象。据国内报道,在蒙古从事建筑业的中国人达数万,只有小部分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进入蒙古劳务市场,而非法务工者缺乏有效管理,又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在蒙古的形象。黄家骙对此深有忧虑:“本来他们对中国人就有戒心,再搞得不好,那就……”?

黄家骙的大使生涯,是在2003年10月结束的。这一年,他正好60岁。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时年5月访蒙时,称黄家骙“应该可以划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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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方文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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