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苏边界谈判:有勇气就把北京占了
2010年06月12日 07:59 中国新闻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苏方的态度又反过来刺激了中方代表团。在第三、第四轮谈判时,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日益浓烈。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外交部副部长、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有一次在会上激愤地说:“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承认你们的侵占是合法的!”

临近1964年7月,中苏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此后急转直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苏方拒绝同意中方关于承认19世纪沙皇俄国与中国签署的所有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此时,陷入困境的毛泽东采用了一种外交策略:主动使局势尖锐化,使当事一方失去镇静,迫使其紧张起来,然后,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结果引起苏方强烈反弹,双方关系陷入僵局。

外交部最新公布的解密档案中,一份题为《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1964年上半年,从东交民巷40号中苏边界谈判会场,不时传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朱瑞真感觉到,在过去几年趋于紧张的中苏边界问题,或将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

朱瑞真时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俄语翻译。到了六七月份,谈判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轻松。7月1日,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方提出建议,先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边界问题回头再议。

双方沉浸在轻松的气氛里,这时,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使得这场谈判的调子急转直下。谈话发表时,中苏代表团的很多成员还尽情徜徉在北戴河的温泉里。

2008年11月,外交部开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档案。毛泽东的这份讲话,正在解密之列。

谈判“触礁”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有关苏联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问题。这份编号为“外发(64)午760号”的档案显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日方要求归还,想知道毛主席对此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一席讲话,被很多人称为“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在档案中,“主席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话传到苏方代表团耳朵里,已经是3天之后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报纸对毛泽东的讲话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随后迅速在全世界传开。

泽里亚诺夫上将感觉不可思议。作为苏方代表团团长,5月初,他曾专门飞返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阐述苏方代表团的意见,并获得首肯。这个意见是:必须在根据条约划定边界和解决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

这已经是苏方作出的很大让步。根据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的记述,会谈刚刚开始时,苏方并不认为这是一场解决边界全线问题的谈判,只是就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因“勘界已经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些变化”,需要进行磋商。于是,在2月25日会谈开始时,中苏双方的对外宣传口径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差异:中方宣布: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苏方则宣布:关于“某些地段”的磋商开始了。

苏方一开始也不认可中方提出的以条约线作为划界唯一基础的提法。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条线”论,除了条约线外,还有实际控制线和历史形成线。对苏方来说,这两条线都大大越过了条约线。

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

在此之前,中苏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混战了三四年,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两党的相互攻讦中渐行渐远。

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双方代表团都沉浸在一种就要水到渠成的轻松气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足以导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条约问题。

毛泽东“背后推一把”?

这个问题其实在谈判的一开始就提了出来,只是在后来谈判进入解决具体问题的通道后,关注有所转移。

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曾在这场谈判中担任翻译。他在后来接受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的采访时,曾经透露了中方这次谈判的底线:一定要苏方承认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署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同时告诉他们,中方并不打算据此收回被割去的领土,以体现中国的“宽宏大量”。

这一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从1960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大部分情况下不牵涉实体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论战所涉及的范围,可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的题目中窥斑见豹:《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样的文章此间共发表了9篇,时称“九评”。

苏共则在1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的文章。

朱瑞真说,这些争论,由于产生于两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有些问题的不同理解,注定不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纠结。到了最后,争论甚至演变成了对细节的反复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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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永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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