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毛泽东此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乐观的，对人民公社和供给制也是充分肯定的。在谈话中，他说，我们过去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结果把日本人打跑了，把美国薪金制打败了，是供给制战胜薪金制。搞供给制一是不死人，二是人不瘦，三是人很健康。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归根到底还是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工具，比它生产得多。我们和美国还不是同样的工具，但我们组织起来了，过去是一家，后来社也小，才几百户，搞他1万多户的一个公社，力量就大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通过此次天津之行，还是感受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人在“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必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其中的问题。谈话结束时，他指示河北省委派调查组去了解徐水的情况，然后向他汇报。

在此之前，毛泽东派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18名身边工作人员，前往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参加秋收种麦劳动，实地考察徐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情况。10月18日，中办机要室下放人员将他们在徐水劳动中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报告说，一穷二白，干劲冲天，对明天充满希望和信心，是这里群众的显著特点。但在劳动中也看到一些问题，例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有些干部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社员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上，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报现象不少；人民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也都在食堂吃，个人不再喂养鸡鸭，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鸭和鸡蛋；提出的一些口号也值得研究，如“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之类等。

看了这个报告后，毛泽东坚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决心。10月19日，他致信陈伯达，要他与张春桥前往河南遂平嵖岈山卫星公社进行为期7天至10天的调查，甚至还提出要让中央办公厅为陈伯达等人准备一架专机，将其直接送到郑州。可见当时毛泽东了解人民公社真实情况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

“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

在毛泽东从天津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即10月18日，河北省委立即组织了一个工作组，由刘子厚率领，于10月18日至20日，到徐水进行了三天的调查。10月21日下午，刘子厚等人就调查了解到的主要问题，去北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汇报中，刘子厚说，徐水实际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但他们已经公布了是全民所有制，究竟何种提法为好？毛泽东说，徐水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他们说是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就是了。交换问题要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必须多产经济作物，好交换，国家好供应，不然就没有交换的东西了。徐水的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个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二是和国营工业也不同。

在谈到供给制问题时，毛泽东说：劳动力多的，恐怕还要补给他一点，使他多得一点，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对于那些劳力多的，就要多发一点工资，别人发一元，他发一点五元、二元，不行还可三元，使他不锁门，下地多出力。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搞平均主义。

对于“共产风”问题，毛泽东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不能集体。私人债务，一风吹，又“共”一次“产”。这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所得，把它吹掉不好，群众会说你们不讲信用，说了话不算话。这些私人借贷全吹了，吹了老本了，占有别人的劳动。

在汇报中，刘子厚谈到徐水存在假报产量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表示：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又说，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子厚等人还谈到，徐水有些干部工作方法粗暴，打人、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有捆人、打人现象就是还有封建残余嘛，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