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四川撤退西昌途中，飞机遭逢恶劣天候，斯时，整个大陆都已被共军占领，飞机只好往南飞，迫降海南岛。接连数日天气未放晴，飞机无法起飞，又与台湾通讯中断，蒋先生刚从成都回到台湾，急于与父亲连系，却遍寻他不着，颇为生气。所幸，天气放晴后，父亲终于赶赴西昌，重新建立指挥中心，逐步集中被打散的部队，两个月内，部队扩充到一万多人。

胡宗南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陕西下四川不久，天气就进入冬季，人生地不熟，既无冬衣，又无粮饷，更无兵源，连军火弹药的补给都断绝了。我作了个统计，成都之役，父亲麾下牺牲了六位师长，他们不是阵亡就是自杀；三位军长中的两位负伤；两位兵团司令一个负伤一个被俘。底下团、营、连长几乎牺牲殆尽。这些人牺牲的代价，换来国府全身撤退台湾，也帮蒋先生断了后。

据父亲部下转述，由于国府最精锐的部队，分由杜聿明、傅作义、刘峙统帅，几几乎都已于一年前在东北、华北、淮海三场战役中战败，武器装备也随之转手，全部被共军缴获。在四川重庆及成都与我军胡宗南部遭遇的共军，一个排就配属一辆战车，武器质量悬殊，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第一军在重庆仍能获致局部胜利。

共军绝不可能让父亲在西昌站稳脚跟，与台湾形成互为犄角之势。一九五0年三月，十万共军围攻西昌，父亲辖下的一万部队，多是新造之师，而且分散在好多据点，备多力分。而且，弹药补给均成问题，地方上的彝族，也多未能合作。

攻打西昌的共军，系二野刘、邓的部队。父亲的部队无力固守，眼睁睁看着城镇与据点逐一被攻陷。到情势最危急的关头，蒋先生从台湾派了一架飞机，到西昌接父亲及贺国光将军等人。当天晚上，父亲召集部将开会，父亲表示他打算留在西昌，与阵地共存亡。他要秘书长赵龙文，参谋长罗列等人搭这架飞机走。参加会议的人员坚决不同意，最后，罗列起身发言。先前汉中会议是他力主挥泪入川，西昌会议上又是他挺身讲话。罗列说:共军四路围攻，喊出口号活捉胡宗南，你胡宗南如果被活捉了，对党国有什么好处？以后还有谁能号召失散的部队和七分校的学生？

罗列说:汉高祖被围，纪信伪装成刘邦，引开匈奴冒顿单于的部队。我愿意当纪信，从现在起，部队由我指挥，我来做纪信，你上飞机。罗列跟赵龙文等将领，簇拥着父亲，强行将他拉上飞机，直飞台湾。未几，共军攻进西昌，乱军之中，罗列受伤昏迷，当地彝族剥光他全身衣物，共军清理战场时，遍寻不着罗列，即宣布罗列战死，台湾随后将罗将军入祀台北忠烈祠。实际上，负伤的罗列被老百姓救活后，经彝民协助，由四川南下广州，辗转逃往香港。

西昌易手之后，父亲在台湾以为罗列阵亡，把罗列母亲当成自己母亲侍奉。罗列逃到香港，父亲喜出望外，马上跟蒋先生报告，为罗列办理入境手续。其后，父亲奉派任职澎湖防卫司令官。一九五九年某日，蒋先生召见父亲，征询他接任陆军总司令的意愿，父亲谦辞不受，他向蒋先生推荐罗列，蒋先生同意，罗列随即奉调陆军总司令。刚撤退到台湾时，一度有传言，蒋先生要父亲当参谋总长，好友副参谋总长王叔铭还要父亲的参谋们先作准备，但后来父亲没有去，反而愿意到大陈岛（笔者按:胡宗南于一九五一年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指挥大陈海上游击队）。一九六0年，经国先生衔命来见父亲，要父亲做参军长，他告诉蒋经国:“请你跟‘总统’报告，我有心脏病，不能做这个职务。”隔了两年，父亲就心脏病发作病逝了。

父亲刚到台湾，曾经遭逢一桩很不愉快的事件。一九四九年，部队奉命从西安撤退到汉中，由于和谈破裂，共军已渡过长江，局势危急。父亲暗思，应该为麾下将领在台湾购置房舍，安定部属军心，免除后顾之忧。于是用一千两黄金，在台北南京东路、松江路附近，购置五十间房舍，供麾下将领和家人撤退台湾的栖息之所。父亲却未藉此机会，为自己购买任何一间房舍。孰料，陕西省议会副议长李梦彪，跑到父亲办公室，向幕僚副官人员提出要求，希望能比照胡宗南部将领，为他配一间房子。幕僚人员告诉李梦彪，这房子是给将领住的，你不符合条件，但这件事他们并没有报告我父亲。李梦彪兼任“监察委员”，一气之下，向“监察院”提出弹劾案，以丢掉大陆为由，弹劾胡宗南。

父亲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人对他毁谤、误解，他非但不置一词，也不准部下仗义辩解。他说，你们多辩解，就多给“总统”找麻烦，不必辩解，打落牙齿和血吞。

弹劾案提出来后，便有一百零八位“立法委员”联名为父亲辩诬。经过“国防部”详加调查后，停止弹劾。而蒋先生深信胡宗南的人格，最后也亲自出面讲话:如果没有胡某人，我怎么从大陆出来？如果没有胡某人，“政府”怎么出来？你们怎么出来的？不要再办了！这桩弹劾案终于不了了之。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父亲当澎湖防卫司令期间，他把薪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的薪饷寄回家用，三分之一留给“长官部”当公费运用，三分之一发给澎湖长官部两位各有七、八个孩子要抚养的部下。我们家人起初完全被蒙在鼓里，母亲也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直到父亲及母亲去世多年后，我带孩子到澎湖，瞻仰树立在澎湖的胡宗南铜像。适有父亲任职澎湖防卫司令时代，一位在办公室服务的老士官，赶来与我碰面。老士官拿出当年父亲的“军人补给证”说，关饷时胡司令交代我把薪水分成三份，其中一份，交给两位子女众多的部下。老士官还和其中一位姓梁的袍泽，经常连系，他把梁老先生的电话留给我。回台北，我打电话向梁老先生求证，他一听是我，语气显得非常激动。两三天后，梁老先生两个当军官的儿子，跑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其中一位中校军官说，他们父亲交代，你胡某人有任何事情，两兄弟愿意赴汤蹈火为你效力。

可想而知，父亲只拿三分之一薪水回家，这怎够养家活口？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薪水不够家用，家里开销捉襟见肘，母亲老是为钱发愁，可是父亲又交代她不要再出去教书，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别无它法，母亲指望写文章赚稿费。她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写散文仍非易事。为了补贴家用，她试着向《中央日报》副刊投稿。报馆审核文稿的标准很高，第一次接到退稿通知，母亲非常沮丧，痛哭一场，我站在她旁边，深刻体会她的心情。母亲再接再厉，再写，再退稿，再写…。到了第三次投稿，她的文章终于获得刊用，文章上报，稿费来了。哇！我们几个孩子带到学校的饭盒，菜色马上丰富起来。父亲就是这种个性，宁愿刻苦对待自己家人，也要厚待部属，所以他的部下都肯为他效死。

幼年时期(一九五0年代)，家里没有冰箱，父亲办公室主任程先生家里有只木头外売的冰箱，冰箱上层摆着冰块，下层存放饭菜、西瓜等。暑天到程先生家里吃冰西瓜，是我莫大享受，至今难忘。一九五0年代晚期某日，我放学回家，见到家里搬来一部旧冰箱，品牌名称PHILCO，虽然是旧冰箱，令我颇为开心。我正高兴不已，父亲回来了，一看冰箱，脸色一沉，正色问我母亲哪来的冰箱？母亲说是罗列先生叫人送来的，因为罗先生升上陆军总司令，特地送来一部旧冰箱。父亲疾言厉色大声喝道:“不可以！给退回去！”

十年前，前台大总务长高化臣的夫人去世，我特地到高府吊唁慰问。我握着他的手，劝他节哀:高伯伯您不要难过。但是，高伯伯不跟我谈他夫人的事情，反而谈起家父往事。他说:当年我已在台大工作，你父亲从大陈岛捎来一封信，你来大陈帮我忙。高伯伯说，大陈生活太艰苦，我原先不想去，你父亲又来信，字里行间略有责意，你是不是看我落魄了，所以不来。高伯伯收到这封信，马上收拾行囊，动身前往大陈。高伯伯告诉我:你父亲每天吃盐水泡饭，餐餐盐水泡稀饭。他见到胡宗南日子这么苦，说我不回台北了，高伯伯留在大陈协助父亲，帮到一九五二年，与父亲一同离开大陈。高伯伯跟我讲述往事，边讲边哭，我也为之动容落泪。

父亲过世，朋友、学生、部属闻讯如丧考妣。他去世至今已四十七年，每逢忌日，老部属年年按时纪念，从无例外。开始时参加人数有几千人，后来老病凋零，人越来越少。现今，他学生最年轻的都已八十几岁了。前不久又办了一场纪念会，有的老人走不动了，还勉强拖着老弱的身躯，从台湾各地赶来参加纪念会。这群老人家对我说:“你父亲是完人，我们要纪念到底，一直纪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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