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在（二00五年）过世之前，曾经托人传话给我，他强调是先加入共产党，所以不得不遵行共产党的指示做事，他强调，对我父亲终生感念，请我务必谅解他。我记得在我幼年时，他曾写信给我母亲，强调他没有做对不起我父亲的事。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究竟选择和或战？曾经一度困扰(国府)最高当局。民国三十五年，国府中央召开军事会议，蒋公日记中也记载，中共趁着抗战如何扩张，配合日本军队，处处打击国军，把我们敌后游击队都吃掉了，战后又积极扩张，不听中央号令，不断挑衅，他已经忍无可忍。

据说有一次在军事会议中，张治中将军认为国共之间不能战，战则国民党必败，因为八年抗战下来，国穷民困，人心厌战；但某首长却力言在三个月内必能消灭共党，蒋先生最后采纳了后者的建议。

（根据台湾“国史馆”《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一书中，第259页至275页，附列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时任胡宗南部五00团团长曾祥廷口述历史访谈。曾老将军说“张治中与毛泽东很熟，毛在重庆就住在他的公馆，很了解共产党的力量。张忠道说:“X总长说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你则说战则必败，你向国防部报告了没？”张治中说他报告过了。他说:“如果这个仗要打，结果一定是失败的。上自将领，下至中下级干部，都认为不是打仗的时候，打了就完了。”张忠道就问说:“打了一半讲和可不可以？”张治中摇摇头说:“也很困难。你想讲和共产党不一定要和你讲和。”我一个同学安徽寿县陶有恒与张治中很接近，是安徽同乡，前几年到了北平，见到了张治中的女儿张月娥，把张治中上国防部的报告给他看，国防部以为‘不堪一击’”。）

不久前，我曾遇见一位大陆访台的老先生，据他透露，他看过毛泽东内部讲话的档案，抗战前后，毛泽东告诉干部，国民党将领只有两个人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胡宗南，第二是白崇禧。

二00一年我到德国，德国国会议员请我吃饭，这位议员说，你没来之前，我的中国朋友都在谈论，不但谈论你，还谈你的父亲，他们谈论你父亲差点捉住毛泽东。他们说，只差四百公尺远，刘戡的二十九军就可以捉住毛泽东。毛泽东躲在窑洞里边，他的侍卫把马的缰绳勒得紧紧的，深恐马匹受惊嘶叫，露出行踪。结果马没有叫，刘戡的军队打从四百公尺开外过去了，国军没能找到毛泽东。我好奇地问这位德国国会议员，这些中国朋友讲到我父亲时是咬牙切齿，充满了恨意吗？他说不！是充满了尊敬。

（有关国民党军攻打延安的经过，根据台湾“国史馆”《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一书，曾祥廷将军的口述历史访谈回忆:“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奉命派了一个突击营突击延安，营长即原第一营营长应启新。三月十九日一早，我们到了延安东边的塔山，碰到了旅长、副旅长与参谋长。突击营的向导是共产党派的，所以进延安迟了一点，不然可以活抓到毛泽东。因为当时毛泽东还没走，毛泽东说我要看到胡宗南的兵进入延安我才要走，所以进入延安时，地下室的茶还是温的。他的情报很灵光，对我们的行动很了解。整个剿匪我们吃亏的就是情报不灵，对敌人了解太少，相反敌人对我们了解太多，甚至我们没有行动，事先他都知道。”。按:国府负责情报的军统局局长戴笠已于前一年飞机失事遇难）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在南京主持攻打延安的秘密军事会议(笔者按:台湾于同日爆发二二八事变)，父亲也是会议重要参与者之一。会议结束，蒋先生单独召见父亲，蒋交代完重要军务之后说:“以后再有什么意见，可以先跟刘次长商量。”刘次长就是刘为章，刘斐，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0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又进入白崇禧部队。

试想，凡事透过刘斐，这还有什么军事机密可言？所以刘安祺上将曾经在他的访谈录中说，我军简直是追随刘斐和郭汝瑰的魔棒在走，按郭汝瑰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也是共谍。

妙的是，国共双方多次交手之后，父亲根据几次惨痛经验，意识到中共在最高统帅身边可能派遣了谍报人员，察觉到情况不对，父亲马上改变，在改弦易辙之后，方能在五天内打下延安。比如说，他派第二十九军对大小崂山佯攻，果然遇到坚强抵抗，数日不下，另一方面派第一军从山西过来担任主攻，出乎中共意料之外。

中共方面是要坚决抵抗，保卫延安的，这可以从中共第一野战军的战史记载中得知梗概，中共中央下达的命令，是要他们坚决抵抗。

打下延安之后，部队尽管极为疲惫，胡宗南部仍准备穷追不舍，这时，南京国防部来了紧急电报，命令父亲“穷寇勿追”。父亲既然接到上级命令不追，只好暂且按兵不动，保持战果，但心里依然筹划着如何追击，正待采取行动，这时南京国防部又下达命令:河南军情危急，立刻派第一军支持河南。几乎是屡试不爽，只要执行南京的命令，部队必然失利被歼。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第二十九军被打垮，就是后果。所以，父亲部下彼此警告，听国防部的命令我们准打败仗，不听命令，我们就打胜仗，这已成为铁律。熊向晖在一九四七年已离开我父亲，他造成的影响，相较之下已经是次要的次要，真正问题在南京国防部。大战略与大部队的布署安排，全部曝露无遗，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