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开口，最高兴的是记者和部分爱国青年。但在笔者看来，李肇星任内最值得称道的成绩不在外交业务，而在于推行外交部自身的平民化路线。他上网和网友聊天，和学生交流，开放外交部档案给公众，甚至开放外交部供公众参观，这些务虚的姿态短期内效果不错，同时更是外交部职能及工作作风转变的开始。长期以来，外交部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之感，与公众距离甚远。由于其业务与公众生活没有多少交集，公众也无所谓。但随着对外交往扩大深入，国人海外遇险的事情增多，外交部“两耳不闻布衣事，一心只为朝廷计”的传统作风深受诟病。自李任内起，外交部的“为国服务”开始向“为民服务”转变。2004年，新设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就是负责保护中国公民海外权益。

在10位外长中，城市或城镇出身者占多数，少有几个农村出身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李肇星是唯一一个纯农家出身。他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外长，并推进外交部的大众化，本身就颇具政治象征意义。

2007年，李肇星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接力棒传到了副部长杨洁篪手中。

杨洁篪生于1950年的上海，是首位建国后出生的外长。杨的外交履历较简单，从最早任英文翻译到任驻美使馆秘书、参赞，接着在总部美洲司任职，再到外派美国任公使；1995年回国任部长助理，1998年升任副外长；中美关系恶化后，重新派往美国任大使；2004年任满回国，担任副外长，直到2007年转正。从加入外交部那天起，杨的工作都和美国打交道，34年中有12年在美国度过，是个很纯粹的美国通。选用这么个美国通接替同是美国通的李肇星，决策层的意图不言自明。

杨的运气很好，虽然一度因“文革”而辍学，却赶上了顺风车，被外交部选送到英国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与他同一批的王光亚、龙永图、周文重、沙祖康等人也都成为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回国后，杨因外语水平出色被安排到翻译室。1970年代，他曾担任过老布什的翻译，并与布什家族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老布什甚至昵称他为“老虎杨”（虎年出生，名字带“虎”）。当然，此时杨不会未卜先知老小布什日后先后成为美国总统。但正由于这份交情，杨仕途顺利，不仅屡屡创下外交部的年龄纪录——最年轻的驻美大使和最年轻的副外长、外长，更促成小布什破例邀请江泽民主席到德克萨斯州的私人农场作客。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杨洁篪的仕途固然有私交的幸运成分在内，但接任外长反倒与之关系不大。毕竟2007年的小布什政权已经日薄西山，要走私人路线时间上太迟，更何况私交的融洽并不能扭转国家哲学层面的分歧。个人能力和战略需要是杨得以上位的主要原因。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后，上任大使不久的杨就通过答CNN记者问的方式取得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大亮点，也为他赢得了美国政界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在李肇星之后的知美派当中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杨洁篪的性格气质和两位前任迥异，看不到强硬的气息，反倒和更早的吴学谦神似。这样的性格在外交领域自然不能为公众提供低层次的审美冲动，譬如杨一上台就有网民说小家子气的上海人做外长中国外交必定要软弱，但于事业则利远大于弊。另外，去年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空间，杨大有可为之处甚多。

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一个寻找支柱的过程。自苏联解体起，中国的外交思路几经变动，但最终还是将战略基轴锁定到中美关系上。在新闻司、亚洲司出身的外长各领风骚四五年后，美洲司科班出身的杨洁篪终于能够以对美外交统揽全局，可算是一大突破。然而，中美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此途多歧路。在有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涉外领域，作为国务委员的戴秉国不时出面分担外长的重任，譬如参加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战略对话，临时代表胡锦涛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对话会。这种中国特色的外事安排，与中国外交在原则性和灵活性上维持平衡的方针，以及外交部在开展棘手和复杂工作时需要中联部、安全部、商务部等部门的大力配合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