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侧重的倾斜外交

钱其琛于1998年3月卸任，接任的是唐家璇。

与其他外长皆擅一门西方语言不同，1938年出生的唐家璇虽然也学过英语，但却是靠日语专业吃饭。这个江苏镇江人的工作履历较为简单，从在广电系统担任翻译到调入外交部，再到外派，一直担任涉日事务。不过，这按部就班、波澜不惊的仕途在1991年起了深刻变化。在日军遗留化武伤人事件中唐家璇的强硬表现博得高层赞赏，同年被破格调回外交部担任部长助理，历任副部长、部党委书记，直至成为部长。

唐的上位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冷战的结束对中国外交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中美关系恶化，就连1990年代前期还不错的中日关系也因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出现裂痕。而美日同盟不仅未因冷战结束而解除，反倒重新强化。这无疑令中国感到不安。另外，因台海危机而激化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决策造成的舆论压力也不容忽视。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大致分两条主线：继续对美缓和；开始对日强硬。是高层选择了唐来贯彻实施该策略，而非唐的上位促成了对日强硬。除了唐，好几位外交实权人物如武大伟、王毅都是涉日背景。

由于权宜性太强，又只看到了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却忽略了中日自身的变化，这样的倾斜策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1998年11月中日关系转冷。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也未因缓和策略取得进展，相反还发生1999年驻南斯拉夫使馆被“误炸”事件。2001年，新保守主义的布什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就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而更强硬的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无异于雪上加霜。

缓美迫日的策略显然难以为继，2001年由此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转型之年。当年9·11事件爆发，中国在第一时间发电慰问，并表示将协助美国反恐，从而取得美国的初步认同。而2002年起恶化的朝核问题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通过9·11和朝核问题，中方深刻认识到汗水比口水值钱，语言解释远不如实务合作来得有效。2003年，中国正式介入朝核问题，之前又恰逢党十六大和两会换届，唐家璇的外长职务随之解除，升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总的来说，唐家璇是10位外长中性格最不显山露水，同时最不好评价的一位。外界对他的印象除了四平八稳的作派和内敛阴柔的作风外大致无他。而无论职业表现还是公开言论，看上去都不很像一位外交官，反倒更像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唐家璇之后，接任的是李肇星。

李肇星，1940年生于山东青岛的农民家庭，北大毕业后经短暂进修调入外交系统。在他的职业道路上有两位引路人：岳父秦力真和恩师钱其琛。就影响的深远程度而言，钱的作用更大一些。1970年代，李在肯尼亚大使馆工作了7年，后调回新闻司干了5年，接着又外派莱索托两年；1985年至1990年担任新闻司副司长和新闻发言人，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是由他担任翻译；其后任部长助理，1993年出任驻联合国大使，1995年回国任副部长；1998年出任驻美大使，2001年再回国任副部长。在唐家璇外长任内，让接班呼声甚高的李派驻华盛顿一段时间，也是决策层外交战略调整的表现。

李的履历表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都是令人称羡的：基层经历、总部任职、大国派驻一应俱全。若非当年对日外交的需要，刚从纽约回国不久的他，也有接替钱其琛担任外长的资格。这一步晚，对他的仕途牵制颇大。当李任驻美大使时，中美关系坠入低谷，所以在他就任外长后，修补改善中美关系、维持合作就成为工作重点，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的政治合作必须维持下去。问题是，布什政权鹰派色彩浓厚，平壤也不好说话。结果，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宣告了六方会谈的失败。尽管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关系并未解除，但中国外交威信受损和美国对中国期望降低的事实不是几句外交辞令就可以抹杀的。也就是说，李肇星没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务。这个责任不应由李承担，因为负责六方会谈的并非知美派，而是亚洲司出身的知日派。李任内忙得最多的是应付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

综观李的4年任期，除了帮助中国企业大规模重返非洲外，似乎找不出更多可圈可点之处。倒是他在新闻司练就的嘴皮子和写诗的爱好为他挣了不少加分。他的公开言论很多，虽不乏才思敏捷的应对，却总让人感到一丝刻意的强硬。这种强硬作风在驻美时就多有表现，可说是发言人的职业惯性和后冷战初期特殊政治环境的综合产物。只是，身在外长高位，很大程度上却仍在干发言人的活，这究竟是个人定位问题还是无奈的选择，只有李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