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

文章摘自《历史在这里沉思》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很多人问我，你是如何采访陈伯达的？

最初的采访，却是十分的艰难。这艰难是双重的:

首先，陈伯达虽然已经刑满，但是，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

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有期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十来天之后，我便从上海赶到北京，开始对陈伯达进行采访。

我能够从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如此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不言而喻，得益于我与公安部多年的联系。在采访马思聪问题的时候，那四口袋“002号案件”档案，上午在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手中，下午就到了我手中。

最大的困难在陈伯达本身。

陈伯达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极为蹩脚，一般人难以听懂。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估计到采访的艰难。事先，我查阅了陈伯达专案的有关材料，查阅了陈伯达的众多的著作，排好他的年谱。在做好这些案头准备工作之后，我专程来到北京。

我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我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然后，我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

我在打“外围战”时，就被陈伯达知道了。他以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写什么“传”？！他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免了吧，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