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想到天道轮回，彼此换位，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深知自己和廖宗泽在国民党崩溃前夕犯下了滔天罪行，虽万死不能解共产党人之恨。加之在四德村监狱看了反映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的纪录片，以及邂逅行刑车队，情绪更受刺激，认为自己和廖宗泽所作所为，古今中外皆不能容。

既然必死无疑，何不拼将出去，死也死出副“党国英雄”的模样。再者，就徐远举内心而言，他的确看不起叛徒。由于职业的缘故，徐远举过去的岁月基本上是同共产党人一起度过的。

他发现有两种共产党人:少数的一种是以冠冕堂皇的信仰掩饰自己卑劣的灵魂，这种人贪生怕死，阿谀奉承，一旦叛变，揭发起同党来，恨不得一下子冲过去把对方的喉管咬断，这种人甚至连蒋介石、戴笠也是嗤之以鼻的；多数人则以生命捍卫信仰，不屈不挠，即使走上刑场也双眸含笑。而后一种共产党人，徐远举见得实在太多太多。

从政治角度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讲，他需要共产党的叛徒。但最终以强大的人格力量真正赢得他尊敬的，反而是他认为最顽固的许建业、江竹筠、刘国志、罗广斌、陈然、王朴这样一批“铁杆”共产党人。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奇怪然而又非常真实的心理轨迹:当徐远举思考着在狱中如何继续与共产党抗衡时，给他以“精神力量”的，不是自己阵营中的同志，而恰恰是他所熟悉并被他下令处决的敌对阵营中的精英分子。

在所有囚犯中，徐远举成了抗拒改造的典型。

一次，徐远举居然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犯人进入监房自由的无理要求。听了刘祥伦科长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后任重庆市市委书记）来到白公馆，厉声呵斥道:“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地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被你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你回答我，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

一番呵斥，镇得徐远举哑口无言。

白公馆内，国民党战犯的明争暗斗

这年夏天，沈醉也从昆明转押到白公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1939年，在我担任军统总务处长时出面从早已赋闲的原黔军师长白驹手中买下了他的这座公馆，改造成了关押要犯的监狱。共产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江竹筠、许云峰（原文如此——作者注）、叶挺等，都在此关押过，我自己也曾多次到这里来视察过。真没想到，过去用来关押别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关自己的地方。我感慨万千地想，社会的变化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这样的巧合！当我被押进楼房时，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奇地围过来问长问短。他们是早些时候被押来重庆的。当时正是镇反的高潮，我想，他们几个原是在重庆进行大屠杀的主持人，一定是押回来公审镇压的。没想到他们都还活着，我感到既惊奇，又高兴。”

其实，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的关系并没有回忆录里写的那么好。非但如此，他们还曾恶眼相向，视若仇人。

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每个战犯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杀掉他们？尤其长期从事职业特务的沈醉、周养浩、徐远举等人最为敏感，说话做事都格外小心，生怕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向政府打小报告。

偏偏在这紧张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次，粗心的审讯人员提审完周养浩，让他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

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尤其痛恨出卖自己的沈醉。想到自己反正必死无疑，临走之前，也得拉上一个垫背。被押回监房后，他怒气冲冲，提起一张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幸亏宋希濂反应快，伸臂一挡，凳子掉到了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