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兵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当时日本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她历经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4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到迈人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三、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邓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卓琳的活是缠线圈，可以坐着干。当时她有高血压，往往要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

由于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甚为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后来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学会了酿米酒，不多久，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中带来的喜悦。

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他们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