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留心国事的人，大概把视线都集中在西北与东南两方面，都认这些自相残杀的内战，是中国目前极重要的事端，都认这些内战有极可注意的价值。其实，百年后读史者，翻到民国十八年这几页史的时候，寻得着一条纲目，提到这些自相残杀的事件否，仍为问题。我预料后人在民国十八年的历史上，除了俄人侵入满洲这奇辱极耻外，定还可以寻得出这样一段故事。”

这是罗隆基写于民国十八年的文章《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的开头，他的预料没错，此刻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后来的“读史者”。而我也果然记不得当年那些乱七八糟的战事，正如鲁迅所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相反，这段发生在民国十八年的故事，尽管罗隆基尚未提及，但在我看来，却正是要推翻这地狱的统治权。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罗在当时就预见其重要，并算定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十八年时有胡适其人，做了《知难，行亦不易》，《人权与约法》一类的文章，批评党义，触犯党讳，被党员认为侮辱总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

读完这历数罪状的一段，似乎还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西历1929年的事了，1929即民国十八年。现在看来，这还真是一个值得咀嚼和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从官方角度，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后的“训政年”。从知识分子角度，则是一个以英美宪政为目标反对国民党训政的“人权年”。就在这一年，由胡适和罗隆基等新月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权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罗隆基上文所言及的民国十八年的“故事”。

当然，把1929年的这段故事说成是“人权运动”，这在规模上有点夸张，因为就那三几个人。准确地说，是“人权抗争”。抗争的两造，一是刚刚打定天下的国民党，一是以胡适为首的新月知识分子。从国民党那方来说，北伐胜利、清党成功、东北易帜，天下一统，于是，国民党欲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思路试图结束军政而行训政。训政事务由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设计并总理。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0日，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在南京宣誓就职。国民党“训政时期”由此开始。从“新月”这边来说，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十余人在上海成立了“新月书店”（早在1923年就先行在北京成立了“新月社”），一年左右的时间，新月同仁在上海又创办了《新月》月刊。1928年3月10日，出版了创刊号，该杂志由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任编辑，刊物以发文艺性文章为主，包括翻译。又是一年以后，即1929年4月，《新月》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章《人权与约法》，从这篇文章始，新月举起了反国民党训政的义旗。

所谓“训政”是孙中山规定中国革命三段论中的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政”，第三阶段是“宪政”。作为一种革命方略，天下大乱、军阀纷争时，当行军政，即由军人执掌政柄，并用军法统治。这一阶段，孙定为三年。天下平定，则行训政。依然由军人执掌政柄，但军政府和民众约法三章，彼此划定权利义务，各遵循之。这一阶段叫约法之治，孙定为六年。以这六年为过渡，然后军政府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即宪法之治。

军政宪政两不论，问题在训政。那么，训政的问题又在哪儿？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一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问题出在孙中山，实践上的问题出在胡汉民。就前者言，孙中山在临死之前公布的《建国大纲》中已经取消了约法之治。理由是，辛亥革命后，已经制定了“临时约法”，但国事搞得一团糟，原因在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既如此，训政阶段的约法，也就没有必要了。当然，所以不要约法的深层原因，更在于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因此，训政不是别的，就是革命政府对人民进行政治训练，用以培养自治能力，并以此作为“专制入共和的过渡”（上引孙中山之语俱见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从实践上说，胡汉民1928年从欧洲回国即一头扎入国民党的训政事务，并以国民党化身自居。他的训政思路即“以党治政”，党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以党治国”、“军队党化”、“党权高于一切”、“党政不可分离”、“一党专政”等一些熟悉的字眼，大抵是胡汉民的作业。胡的这一思路，当然也是来自孙中山，孙中山越至晚年越发感受到苏俄的“党治”比英美的“宪治”更重要。但胡在当时弘扬党权，其私心在于以此平衡蒋介石的军权。对此，胡适看得很清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而他们之所争，不过是“关起门来的妯娌口角之争”。（《人权约法的讨论》）

训政居然由党来训，且又不谈约法，胡适按捺不住了，便开始在《新月》发难，嗣后，罗隆基又紧紧跟上。胡罗二位，似有分工，胡力批晚年孙中山要训政不要约法的理论，罗则盯住国民党的党权论不放。当然，两人既有分工，又有交叉。其基点是一致的，即从“人权”出发，对抗国民党的“党权”。

胡适首发其难的文章是《人权与约法》，它所面对的是人权与党权的紧张，亦即党权对人权的侵犯。虽然国民党一纸命令，要保障人权，但胡适分明指出:对人权造成侵犯从而使我们感觉痛苦的正是“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他在文中举了两个事实，一个是当时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责骂蒋介石因而被蒋关押，一个是唐山商人因被当地驻军怀疑收买枪支从而被监禁拷打。就前一个事实，胡适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关于人治与法治讨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很强劲的一种声音，可是这声音早在70年前就由胡适率先发出了，可见历史有着多么巨大的惯性。

以上两件事都是人权受到侵犯的实例，而侵犯者不是别人，正是政府首脑和军方。为使人权不被侵犯，胡适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法治。因为“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二十五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所以胡适呼吁:“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上述引文俱见《人权与约法》），在其后与读者就人权展开的讨论中，胡适进一步指出:“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如果说胡适是反国民党训政的先锋，那么，罗隆基无疑更是一个干将。由于气质、修为，乃至学历的不同（胡学的是哲学，罗学的是政治学），罗隆基比之胡适锋芒更锐、态度更激、文章更檄、溯源更深远，同时也更到位。就后者言，反训政、反党治，胡适追溯到孙中山，罗隆基则更往上行，一直把根子追到苏俄。《新月》第二卷第十二号上，《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头第二个标题就是大号字的“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那么，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所从何出？罗隆基直言是从苏俄那里学来的，证据便是孙中山自己的话:“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