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欧美列强的眼里，李鸿章失败的大手笔非但没有伤及他的仕途，反而展示了他个人的才能和魅力，西洋人认定李鸿章是近代清国，代表文明智慧的伟人。

清日战争可以说是日本的国家和清国的皇家的战争，被愚化的草民小家，如一盘散沙无法凝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战上，都无法战胜拥有国民概念的大家集合体。

《清日战争》作者宗泽亚先生（宗泽亚先生供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对话《清日战争》作者宗泽亚先生文字实录，文字整理：杨超

《清日战争》简介：《清日战争》是介绍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著作，全书共5章，约40万字、500幅图片、90张表格。书中所引材料主要出自日本所藏档案文献、学术着作和研究成果，包括了一些以前此类出版物中很少见的内容，材料丰富、翔实、珍贵。作者文笔通俗流畅，写作态度严谨。由北京后浪出版咨询有限公司2012年4月出版。

宗泽亚：我认为清朝不能代表中华民族

凤凰网历史：宗先生你好，我们注意到《清日战争》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香港出品的繁体字版本，一个是世界图书出版的简体字版本，您能介绍一下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吗？

宗泽亚：简体版《清日战争》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作为作者我感到非常欣慰。在此作者向为本书曾经做过帮助的人表示感谢，尤其是向香港商务印书馆繁体版本《清日战争》的责任编辑徐昕宇先生；世界图书出版社简体版本《清日战争》的责任编辑马春华女士；国内资深近代历史学者黄东博士，在出版编辑过程中给予的协力，表示真诚的谢意。

首先作者想向读者报告一个关心的话题，《清日战争》简体版和繁体版，是否有出于政治因素而被删改的部分。作者直率的回答读者：作者参与了简体版本的全部定稿过程，除了个别文法、文字、封面设计、目录的修订外，简体版和繁体版的本文和图表均保持了相同的内容，这是作者版权转让的原则。作者原来曾想在简体版本增加新的内容，但是出于对简繁两版本一致性的尊重，对曾经购买过繁体版本读者的尊重，作者放弃了增添新内容的计划。

有人问这部直接关系到中国近代历史的作品，为什么要取道香港再进大陆呢？说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提问。坦率的说，《清日战争》是一个政治敏感的题目，虽然作品不涉及现今国家政治的内容，但是作品运用日本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甲午战争，触及到了中国一贯的历史通说，许多内容会与过去的说教存在差异。阐述的观点和得出结论，客观上可能会挑战长期以来，国人形成的历史概念，特别是满汉历史定义的问题。

我在《清日战争》结束语最初的原稿内，曾经写下这样的感想。“研究清日战争，想到了大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中华历史对满清蛮夷统治合法性的认定，建立在五千万汉民族人头落地的悲剧之上。康乾盛世奠定的大清版图，非满清王朝对华夏民族的恩赐，而是时代逐流沉淀的结果。中华历史没有为清王朝歌功颂德的理由，大清蛮夷和东西方列强一样都是同时代的历史罪人。清朝不是中华，大清国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认同曾经残暴屠杀无数汉民族裔的刽子手为中华是不合理的思维。华夏的子孙不应因清日战争的失败，而为大清奴役主的悲哀心生怜悯，自愿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中国的历史，认定了大清王朝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的客观延续。无论大清朝代对中华民族做过多少恶事，被同化了260余年的中华民族，还是不得不屈尊满洲族对汉民族统治的事实，自愿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同系蛮夷入侵的日本国，在中国人眼里，历史以来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国家，对中国的数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历史的葛藤依然延续到今日。然而，中国人对中日近代史的评价，尤其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还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两个同为蛮夷的外来侵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荡漾着复杂的情感。他们有着凶恶的一面，也有值得学习的长处。中国人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终于看到了自身劣根性的存在，进而奋起改造这个国家。

写中国近代史，在大陆中国人的眼里存在很多的壁障。这种壁障的存在，使得历史的述说被规范在一个特定的说教之中，其真实性也大打折扣。政治是固执的，具有儒教性格的民族，历史以来就是政治的弱者。在这种思考下，作者不希望多年精心研究的作品，被受政治影响的编辑们进行手术改造，所以选择了先在香港出版再进大陆方法。因为香港那块弹丸之地，保持着一股严谨的学术风气和出版自由的宽容，香港商务印书馆做的是完美的。

完成和出版《清日战争》，作者需要承担许多心理挑战。一个热爱自己的祖国，曾经接受过长期的中国式教育，也有过共产党员的经历。可为什么还要挑战一百年以来，已经定格了的历史，来趟这滩浑水呢？准确的说，其实作者也不知道。作者当初的想法，只是想帮助人们澄清以往的一些概念。例如清国和日本间的战争命名问题，应该是继续称为“甲午战争”“清日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日第一次战争”还是应该称之为“清日战争”。

其二、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提倡“和谐社会”“民族和谐”。《清日战争》的论述容易给人留下违反“和谐”的立场或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作者的研究必须要有承担“不和谐”指责的勇气。我以为，历史的“认知”与民族的“和谐”，历史的究明与和谐的破坏，本质上是两个概念。中国五千年历史渊源，经历了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复杂的历史演变，澄清她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证据的挖掘，历史解释都可能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中国史上的满洲族和汉族都有引以自豪的历史文化，也有各自的民族劣根性，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当年孙中山先生的“驱逐鞑虏还我中华”的政治宣言，其实是对文明优劣做出的历史选择。如果将这一伟大的历史归类于满汉分裂、不和谐，那么中国的近代史就要重新写过。

其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30余年，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帽子满天飞的社会，“汉奸”帽子甚至已经戴到了作者的头上。作者因此恳切的请求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先看看结束语的一段话，“本著的构成以日本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源，书中对战争的叙述和图表的解说，是历史上日本人对日清战争的一般认识。由于清国官方缺少对战争的准确记录和统计，本著使用日本文献研究清日战争，会与中国的历史通说存在矛盾或片面性，作者期待中外研究者逐渐澄明正确的历史史实。书中收录的照片、绘画、统计表等文献，仅反映当时代日本人及欧美人对战争描绘的记录，非作者对战争当事国褒贬的立场。”

庆幸的是，现代青年学者们在自由的探索中国的历史，乃至追溯上千年前的历史故事，甚至挑战“老学究”们以往的定论。让人们重新认识历史的真实，而不是模糊的、政治性的对历史的一贯解说，这是中国人对历史研究态度的一种勇敢的进化。

作者期待读者用谦和的思考方法来阅读《清日战争》这本书，那样或许会受益这本书。面对如今铺天盖地的，狂热的渲染、赞美、炫耀，蛮夷大清帝国辉煌的清廷影视作品，我在迷惘之中，正努力寻找一个让自我能够“和谐”的共识。

中国人对甲午战争定义上存在着模糊概念

凤凰网历史：什么原因使您想要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我们知道您的身份是工程师，可以说您之前所受的学术训练和历史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区别，您如何把握写作的角度呢？

宗泽亚：世界上许多大师的成功之作，往往不是遵循立项、研究、成功这样有条理的过程。他们的成功经常是一觉醒来，或是一闪念的灵感成就而成的。其实我们平头百姓，日常生活中做的许许多多事情也都是这样随机的一闪念。我写清日战争其实也有这样的巧合，有两件事可以说有着直接影响。

第一件事是，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几位年轻人，为甲午战争的名称在那里争论，A说不应该叫“中日甲午战争”，那是清朝和日本打仗，怎能说中日呢？；B说不知甲午战争是什么战争，谁和谁打仗？甲午是咋回事啊？C说你的历史怎么学的？成绩一定不及格；一位写繁体字的D出来说话了，按照我们台湾的说法，应该叫“清日战争”。接着又出来一帮人，把D君一顿狂轰滥炸，说清国就是中华，清国就代表中华民族，甲午战争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打仗云云。大家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听起来乱七八糟的，类似的问题至今还在网上经常看到。当时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对甲午战争定义上存在的模糊概念。

第二件事是，一次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偶然看到，甲午战争威海卫保卫战，清国北洋水师战败后，清国投降将校士官宣誓降服的名簿。在我学习历史的时候，当时只知道邓世昌勇闯敌舰，被敌鱼雷击中壮烈殉国的故事，没有听说过有关甲午战争，清军投降和俘虏的事情，故而引起我极大的求知欲望，开始了更深入的兴趣性探索。

这两件事，是我开始研究甲午战争的一闪念和后来成书的机遇。虽然理工科技术者研究历史，看似有些专业不对口。但作者觉得其中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中外历史上有不少理工科学者，曾经都有过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作品，因此历史学家以外的人，研究历史著书立说也属正常之事。

经过一段研究，我开始从历史探索的业余兴趣转向严肃的学术研究立场。因为我发现了日本人和中国人对这段历史认识的重大差距。我应该有勇气挑战已经定格100年的历史认定，有责任和义务将敌国的认识，真实的转达给中国人知道。

再经过一段研究，我发现自己也许是完成这项研究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产生完成研究的责任感。因为我认为究明清日战争的历史，需要具备以下必要条件。（1）有长期坐地日本国内研究的自然条件；（2）有文献资料分选搜证的能力，爬梳整理去粗取精，避重就轻和避轻就重的执笔能力；（3）有阅读和翻译日文的能力；（4）有熟练的电脑操作能力，例如完成清日战争的研究，最低需要掌握Word（文字处理）、Excle（表格处理）、Photoshop（图片处理）、PageMaker（编辑处理）等软件工具的应用。（5）有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生活经历，且能考虑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立场和感情，正确解读文献的能力。（6）研究环境最重要，就是需要不受任何思想、学说、政治的干扰，可以大胆自我表达的这样一个环境，作者以为日本就是最佳的选择。（7）需要有敢于挑战已经定格的历史的勇气，不怕戴“汉奸”的大帽子，因此坚持出口有据落笔有根的原则成为作者写作的信念。

如果说如何把握写作的角度，作者认为只有理解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才能准确掌握和解读一段有争议的历史，才可能把握好写作的角度。当然作者是否把握好了这个研究题目的写作角度，这需要广大读者来评价和指导。

明治政府给人民“国民”定位 让他们找到国家感觉

凤凰网历史：您在书中提到战争时期，日本民众意识形态逐渐从“人民”的概念走向“国民”的理念，奠定了“军国国民”的基础，但您也提到日本各个阶层对战争的态度不一，与知识界的狂热相比，普通日本民众关注的更多还是自己的生计，一些民众甚至不惜自残以逃避兵役。这两种说法似乎有一些矛盾，您日本民众意识形态概念走向“国民”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

宗泽亚：最近我在（远山愚翁）的博客，发表了一篇短文《人民的认知与国民的意识》。小短文中阐述了对人民和国民的理解，是在写作《清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感想。因此在《清日战争》的结束语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明治维新的时代，东方传入了‘国民’的新概念，国家的人民从愚昧狭隘的个人意识，一举跃进到国家观的高度。‘国民’的思想，超越了‘人民’‘臣民’的理念。‘民’的脱胎，成为国家为我，我为国家的近代国家主义。日本‘国民’地位的诞生，在这场战争中，深刻影响了近代大陆文明的进步。”

明治维新，日本引入了国民的理念，这是国家的人民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重大跃进。国家给了人民“国民”的地位，国民将自身与国家纽带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才是强大的。清日战争中日本国民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国民意识重大转变带来的巨大动力。

然而历史传承的私有利己主义意识，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转变。“人民”的概念走向“国民”的理念，需要一个逐渐的改造和适应过程。明治维新的国度，正处在贫困的发展阶段，“人民”即使成为“国民”，也只是一种名称上的初级国民意识。在那个时代，国家对国民的寄托就是一呼而应，没有给予普通国民更高的政治寄托和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所以普通民众的国家观比较知识分子，存在较大的差距。和平时期民众抵制兵役，逃避兵役可以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小农经济利己主义的个体表现。但是战争开始，国民遵守了国家赋予的使命，做到了响应国家号召一呼而应，逃避兵役则被公认为可耻的事情。

明治政府是在国家法律规则框架下的征兵，而民众是在寻找法律规则的漏洞，合理逃避兵役。在那个时代日本已经是法制社会，法制在日本民众的思维中形成。做事只要遵纪守法，合理规避兵役也无可非议，因为他们也付出了过大的自残代价，行为本身只能受到道德上的批评和谴责。不像中国内战那样，国民党毫无理由的乱抓壮丁，也不像老百姓那样披星戴月背井离乡式的逃避当兵。

研究清日战争就要理解明治维新，明治政府给了人民“国民”的定位，给了“民”一个“国”，让民找到了国家的感觉，我认为这是明治国家凝聚国家力量最重要进步。

现代中国人喜欢轻易的批评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没有国民意识，所以输掉了那场战争。其实作者建议批评家们平静的想一想，“您是国民吗？我们是国民吗？中国是国民社会吗？”。一个进步的社会变型是经过，人的原形、人群、臣民、人民、国民的改造过程。在这个性质的演变过程中，“国民”到达了象征“民”拥有“国家和民权”的最高境界，而我们正处于走向国民的改造阶段。不要轻易指责我们的先祖，他们是无辜的，我们的先祖被大清愚化了260年，也许在那些愚昧的人群之中，就能找到你的或我的祖先，为了一碗稀粥沿街乞讨的身影。

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士兵都应受到祭奠和缅怀

凤凰网历史：您在书中提到“支持战争的国民，在自身的受害和受益中，同样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您又提到“无论清兵或日兵的战场行为如何超出伦理道德的规范而受到谴责，作为已经化为灵魂的普通人，仍然应该接受国家的祭奠和家族的缅怀”，对比美国南北战争，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那些死去的国民党士兵？

宗泽亚：首先表示抱歉，我对美国南北战争的情况了解甚少，无法进行合理性比较，但是您提出的问题却是非常尖锐和有价值的。解明这个问题，需要从“战争伦理学”入手进行研究，这关系到一个民族对“生命”价值观的认识问题。

我在《清日战争》最初的结束语原稿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战争逻辑学认为，战争没有正义或非正义之分，战与争能改变世界。战争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战争机器的较量，代表一个国家争取自身利益的极端体现。漫长的华夏进化史中，同样存在侵略与被侵略的战争历史，近代甲午战争本身就是清国和日本为争夺在朝鲜的利益引发的战争。如同十年后日俄两国为争夺在清国的利益，纵驰清国领土展开你死我活的战争一样。清日战争改变了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日俄战争日本又夺走了俄国在清国的利益。如果历史上没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版图会永远成为日本的领土，北方的满洲国也会永远从中国的版图独立出去，今天中国的版图就会是另外一幅模样。甲午战争是清日两国自愿宣战的合法战争，是封建国爱新觉罗的皇家与近代资本主义日本在两种意识形态上的较量。战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给国家政治变革带来了机遇。

我在《清日战争》“战争历史人物”一节中，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研究清日战争的历史人物，窥视他们背后的故事，就能走近百年前战争的时代。翻开肖像沉重的扉页，历史人物给读者留下祥和的视觉。在战争对方国看来，他们是被相互仇恨的历史罪人。而广义的国家理念上，人物们代表自己国家的利益，是本国认知的政治伟人和英雄。他们的行为、魅力、智慧和愚昧，造就出近代史上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

这两段小节，我实际上是在向读者传递一个观点，就是从战争逻辑学的角度理解战争，有些问题就会想通和迎刃而解了。AB两方的战争，大家都会说自己有理，自己是正义一方。就像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战争，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国际社会认定的是蒋介石代表的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军事上的失败，导致国民党全线崩溃，成为非正义战争的一方。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正义和非正义就在胜败之间，是难以辨明的是非问题。

按照以上推理，既然没有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那么参与战争和为之牺牲的战士，他们就是独裁集团代表的国家利益的牺牲品，是被卷入战争的无辜民众。这些无辜的穿军装的民众也有过温暖的家庭，也有善良的父母妻儿，他们有权缅怀死去的亲人。卷入战争的民众是无辜的，卷入战争穿军装的民众也是无辜的，这就是战争伦理。因此无论共产党士兵还是国民党士兵，都应该受到中华民族的祭奠和缅怀。《清日战争》“战争与民众”一节写道，“一个凡人的个体，当因任何理由和原因成为军人，参与了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他的公的行为代表了国家战争机器赋予的使命，国家是战争罪恶的代表。而他的私的战斗行为，表现了个人固有的善恶本性和道德准则。军人的肉体消灭化作阴魂，他又回到一个普通民众的立场，成为中性人的化身。清日战争无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争，无论清兵或日兵的战场行为，如何超出伦理道德的规范受到谴责，作为已经化为魂灵的普通中性人，仍然应该接受国家的祭奠和家族的缅怀。”

文中“而他的私的战斗行为，表现了个人固有的善恶本性和道德准则。”是谴责在战争中没有人性的，实施过度杀戮，以及违背伦理道德准则的恶劣行为。这种善恶不分无人性道德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历史的唾弃和人们永远的憎恨。

中国人应该祭奠和缅怀为国家利益牺牲的战士

一个民族对“生命”价值观的认识，标志着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美国恢复建立外交关系时，对方开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寻找战争时期，阵亡在中国战场的军人遗骨。对方国根据双方的线索展开了极为周密的调查和挖掘，并郑重的将遗骨带回自己的国家，为他们竖立一座应得的墓标。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人民“生命价值”尊重的体现。然而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缺少这种尊重“生命价值”的思考。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军人遗骨，我们的政府没有宽宏的将他们带回自己的祖国，像孤魂野鬼那样留在异邦。现在的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存在很多未知数，而且各国家对历史的解说，并不像我们历史教科书上所说，他们对我国充满感谢之情的说法，朗朗白日那些狡诈狰狞的面目时隐时现。

我坦率认为，现在不是讨论“应该如何看待那些死去的国民党士兵？”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国家，应该开辟一座国家公墓，把历史以来中国军人的遗骨迁移回自己的国家，让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安息。中国有这样的能力和财力，让中国人祭奠和缅怀，为国家利益牺牲的战士。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应该虚心学习美国民族、日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尊重。脚踏实地的去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是仅在口头上赋予一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虚衔了事。

甲午战争的意义在于引导中华民族重登历史舞台

凤凰网历史：您书中指出：清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悲哀和幸运的。清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衍生新兴中华的历史文明？您提出的新兴中华的历史文明概念主要涵盖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宗泽亚：在回答您“新兴中华的历史文明概念主要涵盖了哪些方面的内容？”的提问前，我建议首先我们来温习“文明”的概念。文明有许多解释，我倾向一种抽象的定义。即“文明是物种的生活习性并延展出来的一切衍生物。生物形态，社会形态，环境生态相互交织与碰撞创造产生出的火花即文明。”马克思主义对文明的基本概念是，“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成果，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因此在人类文明史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曾产生过与之相适应的文明。

这里我们通过比较大清朝的文明和新兴中华的文明所涵盖的部分，就可以得出新兴中华历史文明的特征。

（1）中华民族重登历史舞台，汉民族从被蛮夷统治了260余年的桎梏中得到了解放。

（2）新型国家“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一个新兴文明制度的诞生，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国家，有了创造自己文明的机会和权力。

（3）国家版图文明的确立。有学者认为是康乾盛世奠定了中华版图。作者认为康乾盛世奠定的大清版图，非满清王朝对华夏民族的恩赐，而是时代逐流沉淀的结果。如果说蛮夷霸占抢去中原的土地，杀了五千万汉民后裔，再统治愚化260年，然后中华民族的后裔还要向蛮夷一声道谢，是你们给了我们国家的版图，作者认为那是不符合进化论的观点。新型国家“中华民国”确立的版图格局，是属于中华民族自身确立的国家版图的文明。

（4）创设国家间关系的新秩序，是世界列强国对新兴文明诞生的认定。大清国锁国的国家间关系旧体制的崩溃，和中华民国开国的国家间关系新秩序的建立，是新兴中华历史文明开幕受到世界承认的最重要象征。

（5）让世界注视到睡狮的醒来，一个新文明的诞生受到世界的瞩目，醒来的睡狮产生的能量让世界为之震撼。一个新世纪文明的到来，一个沉睡的过去结束，中国今日的强盛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认为，新兴中华的历史文明概念涵盖了上述内容，在这些基础文明的框架下，生物形态，社会形态，环境生态相互交织与碰撞，创造产生出的火花即新时代特色的各种各样具体的中华文明。

我在《清日战争》最初的结束语原稿中，作出的结论是这样描述的。“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清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化是悲哀和幸运的。清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引导中华民族重登历史舞台，奠定一个新的国度，确立国家版图的格局，创设国家间关系的新秩序，衍生新兴中华的历史文明，让世界注视到睡狮的醒来。中华革命的成功和大清王朝的覆灭，使中国得到了清日战争失败所带来的惠泽，清日战争给中华民族的再生留下了巨大的政治价值。”所谓惠泽就是清日战争产生的历史意义。

娼妓是社会繁荣的标志 也是社会安定润滑剂

凤凰网历史：您提到战争促进了日本娼妓业的繁荣，我们知道您对日本民间风俗文化深有研究，那么您认为娼妓业的繁荣对日本民间风俗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宗泽亚：在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娼妓问题可能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是出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大胆说说自己的点滴认识。不过您提出的娼妓业的繁荣对日本民间风俗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似乎不太准确，因为娼妓业本身就是日本民间的风俗之一。

在世界历史上，娼妓的繁荣标志社会的繁荣，而繁荣的社会必然娼妓繁荣，这是有人群存在的社会历史规律。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都会出现过剩的资金积累，钱财多了必然导致色情业的发达，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就要看人们如何坦然的面对这一社会现象。

我以前曾经写过一部《日本近世性文化》的作品，研究了日本近300年来的民间性文化。开篇序言中有这样两段话，“江户人的性风俗，是在国家权力意识参入下形成的文化，国家意识渗透在国民的婚姻家庭、性爱教育、性的法律、文化艺术、娼业制度等方面推行的政策。性的价值作为特殊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公开存在于社会的经济形态中。淫风的泛滥得到空前绝后的推波助澜。尽管江户文化渗透了猥亵淫乱的负面印象，然而社会安定，国家繁荣，文化灿烂，开创了政治和性关系学上的奇迹。”

江户人独特的性意识，在外国人眼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秘感。西洋学者则说：“日本人是猥亵文化的民族。”“日本人享乐生活的现实中，充满了率直的按捺不住的肉欲，是人间道德的堕落。”“日本人沉溺在官能享乐的温巢，他们放荡的、非道德的、不贞的、无羞耻心的人格特性，在堕落自己的民族。”对此，日本人反驳道：“羞耻心是日本人存在的道德价值，日本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准则。如果批评官能的享乐和恶德的肉欲，那么基督教徒从诞生的摇篮到死亡的墓穴，一生伴随着古朽的宗教，性本能的欲求被迫禁锢在形而上学枯燥的教条中煎熬。而日本人崇尚神道，一生欢愉在神赋与的自由天堂。男子可以自由买妓嫖娼，女子能运用自己的魅力从娼营妓，她们的职业得到社会的尊重。日本人的性观念是独自道德规范下的开明文化。”

这就是古来日本人性文化的价值观，日本260年的江户时代，成为世界上娼妓业最发达的社会。当然现代日本人性文化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主要特征是融入了对人权尊重的概念。中国的影视观众经常把AA色情片看作是日本人性文化的代表，其实那是大错特错的一孔之见，AA片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煽情的艺术。事实上，日本社会对“社会的性”控制的有度有节，是值得中国社会学习的。

我在多年前曾经欲完成一篇关于《军妓论》的论文，是关于娼妓在战争中的作用和意义的研究。内容涉及娼妓对战争中的政治、经济，和对军人的精神、生理、士气、伦理、军纪等影响的研究。由于课题涉及到近代战争那些痛苦的回忆，我终于知难而退放弃了已经进行了一半的研究。但是我仍然认为，在和平时期，娼妓的存在是社会安定的润滑剂。而在战争之中，娼妓的存在对军人而言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的军事研究部门，应该展开诸如这方面的科学研究。

关于娼妓，《清日战争》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明治维新国家创立后，一直以来在努力推进公娼废除制度。随着战争的爆发，政府限制娼妓业的立场发生了奇妙转变。国家首次公开认可接受娼妓为战争的捐献金。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在国内掀起了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一些娼妓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娼妓。”

这是令人震撼的事实，日本的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她们甘愿将她们的皮肉钱拿出捐献给国家，这样的奉献若不是国民意识深入骨髓，那是做不出来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就生动的记录了这一真实的场面。民众对国家的认知，使人民懂得了自身在国家中的地位，人民甘愿为国家奉献，成为支援国家胜利的动力。

最后，请允许我摘录《日本近世性文化》中的一段记载：

日本的好色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受到来自中国唐朝、明朝，倾城文化的影响。奈良时代，日本大和遣唐使就从唐朝带回了大量的娼妓文化。当时唐朝国势繁荣鼎盛，宏大的宫殿里群娥万千淫风浩荡。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统四万宫妓，在长安、洛阳的紫禁苑中设“内教坊”，培养能歌善舞琴棋书画的歌妓艺人。在宫中开设“贵牙院”，教养精通伺候枕席善长性技的妓人。朝野上下效仿玄宗皇帝和杨贵妃，日夜沉醉在风流奢侈的华贵生活中。长安民间亦是一派烟花景象，花街“平康里”妓院酒楼密集，往来游客陶冶花柳车水马龙，举国上下淫风盛行。

日本的江户初期，倾城娼街多方面模仿了中国倾城花街的风格。到了江户中期以后，日本独自特色的游廓文化，主导了江户人游乐业的性风俗文化……奈良时代《万叶集》中，最早记载了筑紫国太宰府内“游行女妇”的记事。古代筑紫国势力强盛，统治着西海道十一藩国。掌管外交边防的太宰府为了安抚诸侯，经常摆设外交酒宴，招来游行女妇表演歌舞陪客献色。奈良时代正是日本和唐国友好交往的时期，遣唐使带回大量唐国文化，成为日本文化模仿的重要典范。当时唐朝社会娼妓风俗模式中有，宫妓、官妓、家妓、民妓四种类型。筑紫国在宫廷中仿照唐制设立了内教坊，内教坊配置宫妓专为各藩国使节酒宴歌舞助兴。上流社会出没的官妓，作为官家职人在太宰府、国府的公式宴会上出场歌舞。地方权势豪门贵族私家中流行家妓。普通大众化游女则相当唐国平康里花街的民妓。

上面的回答或许有些跑题了，但是我在努力解答您的，“娼妓业的繁荣和日本民间风俗”的提问。我的结论是，日本娼妓业的发达源于中国老师的教唆，只是学生模仿的优秀，将老师的教唆发扬光大了而已。今日的中国人，应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日本人的性文化。

光绪等主战派只知纸上谈兵 李鸿章“避战保船”没错

凤凰网历史：您认为当时清军最高指挥者李鸿章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这场战争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宗泽亚：您的提问关系到评价伟人的问题，比较难以回答，我只能谈谈个人的见解，也请读者指正。写下《清日战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李鸿章，这个印象主要来源于国际社会对李鸿章的评价。列强国甚至说，清日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与日本国的战争，足见李鸿章在大清国的位置举足轻重。所以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不过单纯从清日战争的角度来说李鸿章，我有如下看法。

（1）胜负角度而论，清日战争是一场不应该爆发的战争。理由是清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从本书的战争分析来看，日本几乎占据了所有方面的优势，如果清国要打，那么清国一定会输。还在未开战时，李鸿章就已经预料到这样一个结局，所以他竭尽全力请求列强国周旋战争危机。

（2）主战派光绪帝党，实为高高在上的堂上官僚，只听庙堂上的文人谗言纸上谈兵，对国家综合战力并不知情。他敦促李鸿章出兵，结果引发日本对抗，抢先出兵朝鲜，造成了清日两国在朝兵力出现不对称局面。

（3）袁世凯是战争的肇事者，也是他好大喜功的私心造成的。他对李鸿章的战争判断有很大的影响，结果清国出兵引发了日本出兵，以至于战争事态升级，到达不得不战的穷地。

（4）对大清帝国军事最了解的人是李鸿章，所以他不希望战争，他寄希望列强国周旋于外交解决两国争端是符合常理的做法。欠缺的是在外交周旋的同时，应该建立必战的准备。由于存在侥幸心理，清国失去了调兵遣将的时机。高升号本应更早前往朝鲜，结果超过了日本最后通牒期限被日本击沉，导致战争升级为开战。

（5）我认为李鸿章在清日战争指挥中没有太大的失误，问题是作战部队实在颓废。有再好的司令官，没有良兵良将也只能打败仗。

（6）人们通常指责李鸿章指示北洋水师“避战保船”战术，作者认为李鸿章的选择是正确的。李鸿章是在与德国人军事顾问汉纳根详细研究后作出的决定。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遭到重创，清国已经没有能力与日本在海上决一雄雌，在这种状况下运用海防要塞优势保卫舰队是合理的选择。只是陆军太弱日军太强，陷北洋水师于全灭境地。

西洋人认为李鸿章是代表文明智慧的伟人

（7）网上评论者说，如果清国再把战争拖延下去，日本一定玩完，这种分析是没有根据的。当时，清国海上力量全军覆没，日本海上通道畅通无阻来去自由。大清国已经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陆军好战派力主攻取北京，城下之盟迫在眉睫。

（8）朝廷早期和谈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到达城下之盟的境地，割让国土就不是台湾和辽南半岛，而是更大更多的国土和赔款。

（9）日本在三国干涉的情况下敢不敢进攻北京？我的分析是，日本人敢攻克北京，因为日本人看透了大清国的实力。而且气候在转暖，不利日军的天时已经过去。

（10）三国干涉，俄、德、法真敢对日本展开军事攻势吗？我认为，陆地作战，俄、德、法都不会是日本的对手。海上封锁日本舰队有可能，日本主要担心的是制海权，海上力量难以对付三个国家的海军。日本摧毁北洋水师主要是靠陆军作战的战果，所以日本最没有底气的是海军。

（11）三国干涉的成功是李鸿章对国际形势正确判断的险棋，虽然收复了辽东半岛，但是后遗症是严重的。清日战争后俄、德、法得到了在中国的利益，同时加速了欧美列强国对中国大陆的瓜分。但我认为，与瓜分比较，收回国土乃上策。因为瓜分是半殖民地性质，而，而国土丢失就再也无法收回。

（12）清日战争通过和谈结束，得益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保守和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主张。日本天皇同样有不希望战争扩大发展下去强烈愿望。尤其提示读者注意《清日战争日本民生要事年表》的记载，战争年前后3年内，日本国内各种疫病大流行，加上大地震，死亡人口达13万人以上，这和政府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也是有因果关系的。

（13）李鸿章晚年高龄勤奋，文务上担任北洋通商大臣职责，周旋北洋外交事务；军务上承担大至旅顺、威海卫防卫的运筹帷幄，小到亲自圈定购买何国何种规格的枪炮。清国的洋务被通说成李鸿章的洋务，国家军事改革的大小事务维系在这个身缠各种要务的老者身上。外国列强评说，清国和日本的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和日本的战争。在欧美列强的眼里，李鸿章失败的大手笔非但没有伤及他的仕途，反而展示了他个人的才能和魅力，西洋人认定李鸿章是近代清国，代表文明智慧的伟人。

西方人在旅顺屠杀中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

凤凰网历史：您在书中提到旅顺大屠杀的诱因之一是清军以残忍手段虐杀日军俘虏，清朝的战争逻辑也默认了旅顺事件的合法性，您认为这一事件中西方人扮演了什么角色？

宗泽亚：清日战争的爆发和结束，是在西方列强全程关注下展开的战争。战争过程中清国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许多帮助。例如在旅顺虐杀事件上的声援；建立红十字医院救助伤病员等，不能不感慨西方世界的文明和进步。

旅顺虐杀事件中，西方人在整个事件有3种类型的人物出现，第一种是挺身而出，旗帜鲜明的揭露日本军屠杀清国人的罪行，像《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克温；《旗帜》报记者威利阿斯克里曼。第二种是表现中立态度保持沉默，包括大多数随军外国记者以及随军武官。原因是日军发布命令，凡做出不利军方报道的记者，将吊销随军采访资格。所以大多数记者在军方的警告下却步了。第三种是站在日本军方立场上，批评那些揭露日军屠杀清国人的西方记者，如记者伽卫卢、拉哥利。

西方记者的真实报道，使全世界知晓了事件的真相，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国际法学教授艾伦特，发表论文《日清战争中的国际法》，谴责日本是“披着文明外衣有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旅顺虐杀行径暴露了日本人野蛮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誉‘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

十九世纪是文明开化的时代，西方世界看不得东方人的野蛮文化，对东方人的愚昧和野蛮抱有轻蔑的态度。当自认东方文明国的日本在旅顺屠杀时，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感和忿忿不平。同时对清国人如此无动于衷冷酷对待自己的同胞，表现出强烈的鄙视。清日两国两种类型的冷酷态度都暴露了东方人的野蛮文化。

如果说旅顺虐杀事件中西方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认为西方人对清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心。无论记者还是本国政府和民众，连著名的学者也勇敢的站出来为清国人伸张正义。西方人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和最先进的文明。遗憾的是大清国政府并没有领情，却将她的臣民生死视如草芥，骨子里透出了地地道道的野蛮根性。

正如《清日战争》评述的那样，旅顺屠城事件不能不痛感清国自体的表现，无辜的清国百姓当遭到外来侵略者屠杀时，他们赖以依靠的皇帝、太后、朝廷大臣无动于衷，大清国没有人站出来为国家的民众喊屈叫冤声张屈辱。却是那些被视为红毛绿鬼的西洋人，在相隔半个地球的遥远彼岸向无助的东方民众，发出正义怜悯的呼救声。皇家军队贪生怕死，大量军人假扮百姓私换民服自顾逃命，将危险转嫁到无辜民众身上。这种自家人转嫁生死危机的恶劣行为和杀人者的野蛮行为，同样受到历史公论的鄙视。

愚化草民的清朝无法战胜拥有国民概念的日本

凤凰网历史：您在书中屡次提到清廷的愚民政策，让民众只关心能否吃饱，根本不关心战争与否，但是您也提到，日本下层普通民众也是关心自己的生计，就您看到的资料来讲，当时普通清朝民众和日本民众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是否有相似之处？

宗泽亚：清日战争的时代，两国民众贫困的世相特征是相同的，但是对待贫困的选择是不同。人类生存的最低必要条件是吃穿住行，百年前人们对这些最低条件要求并不高，吃个八分饱，穿的可挡风寒，住的能遮光避雨，行的脚上有鞋就满足了。那时清国人的条件甚至比日本人还要好些，日本人脚上只穿木屐。

侵入满州的日本军人日记里有这样的描述，越过仅一江之隔的鸭绿江到达满洲境内，这里的房屋宽大食粮充裕，与对面的朝鲜如天上地下一般。清国民家的暖房设备“炕”非常舒适，便所却肮脏不洁。自家的便溺流入街道与冰雪交融令人窒息，所到之处惟恐如厕。清国男人的辫子形如黑蛇缠首，女子则以缠足为美事，脚足甚小步行模样艰难，男女吸食鸦片者形如枯槁。

《清日战争》中那些照片，的确给人留下震撼的印象。那是百年前的大瓦房群落，壮观程度堪比中国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建筑（很多民俗建筑图片限于篇幅没有介绍给读者）。可见满州边禁开放仅几十年，清国人移民就达到了很高的富裕程度。只是清国人的卫生文化落后，不洁的印象强烈，这种情况在现代仍然留下了类似的文化痕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上映了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影片是描写日本娼妓为生活所迫，大量出走南洋卖春的历史故事。在写作《清日战争》的过程中，作者终于理解了那段历史。同一时代的大清国，民众裹小脚、吸鸦片，这些奢侈风俗盛行都反映清国人相对富有的一面。而这些丑行在日本却不存在，吸鸦片会受到严厉制裁。是清国人把吸鸦片的丑行带到了日本，引起了处罚和杀伤事件。比较这些清日两国的经济背景和民俗民风，就可以知道清国是比较富裕的国度，而日本还是处于相对贫困的阶段。

愚化的草民和非愚化的国民，在获取所求的态度和思维上是有差异的。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来看，草民和国民都有共同的欲求特征。但是在国家概念下的欲求思维和小家概念下的欲求思维，前者代表了先进性，是一种进步文明的体现。清日战争可以说是日本的国家和清国的皇家的战争，被愚化的草民小家，如一盘散沙无法凝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战上，都无法战胜拥有国民概念的大家集合体。

您问当时普通清朝民众和日本民众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是否有相似之处？从作者的研究结果来看，清朝民众和日本民众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以“开战日”视角为界，开始凸显出巨大的差异。在大清国可以说看不到清国人的战争态度，因为在“愚民”的世界听不到国家的声音，没有国家凝聚的召唤，国家打仗是国家的事，没有草民什么关系。而日本国家振臂一呼，上到天皇下到草民，有钱出钱无钱出物，大到枪炮小到一粒梅干。这就是国民国家的先进性，不服是不行的。

现代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似乎降低了许多，2008年度《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统计显示。问卷调查，问7：你认为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回答：生命、健康、自己（18%）；孩子（7%）；家庭（52%）；祖宗（1%）；金钱、财产（4%）；爱情、精神（10%）；工作、信用（2%）；国家、社会（2%）；其他（1%）；无（3%）。（参见作者远山愚翁的博客文《人民的认知与国民的意识》）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只达到2%水平，人们更关心的是家庭和个人。

作者认为这仅是一个表面现象，是和平时期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不要被表象迷惑。日本人潜在的凝聚力是巨大的，听命于国家召唤的自觉行动力也是毫不犹豫的。清日战争百年过去了，日本人传承的国民意识延续了下来，这是中国人民应该虚心学习的典范。

《日本宪法》与《中华民国宪法》（宗泽亚先生供图）

清日战争引导中国人进行体制转型改造国家

凤凰网历史：您在书中提到清朝忽略情报收集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导致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您还指出，国家政治体制的腐败是导致清朝战争战败的主要原因，您认为当时日本国家体制是否已经向近代国家体制转型？

宗泽亚：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日本的宪法。日本最早的宪法诞生于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施行于1890年（明治23年）2月29日。是以近代立宪主义思想为基础产生的日本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帝国宪法、现代称“旧宪法”。日本旧宪法是亚洲最早的近代宪法。宪法从颁布实施至新宪法成立，续存了57年的历史，没有进行过一次修正。可见日本人在维护宪法精神的坚定信念和执着意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在美国人干预下，1947年（昭和22年）5月3日日本颁布实施了新宪法。

为什么作者请您注意日本的宪法呢？宪法代表了国家的精神，国家的立场，国家的主义，国家的构造，国民的权利，是描述国家根干的基本原则。只要我们透过日本宪法，就可以知道，在清日战争的时代，日本国家体制已经完成了向近代国家体制转型的理论基础，而且开始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付诸于实践。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宪法是清光绪帝时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但这是封建王朝的宪法，事实上清政府并未实施其宪政。孙中山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规。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临时约法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但未获袁世凯通过。在民国三年（1914年）将国会解散，于5月1日公布了自己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民国八年（1919年）段祺瑞执政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民国十二年（1923年）曹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公布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民国十四年（1925年）段祺瑞再次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于10月3日通过了《训政纲领》；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5日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这部约法中，三民主义作为国家基本思想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国家组织方法被确定。约法于同年6月1日开始施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就是后来《中华民国宪法》的雏形，但因中日战争爆发未能如期审议实施。

抗战胜利后的民国35年（1946年）12月25日，国民党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于民国36年（1947年）元旦公布《中华民国宪法》，12月25日施行。之后中华民国政府确定12月25日为行宪纪念日。

各位看官，这就是中国近代国家体制转型的艰难历程。如果以诞生国家宪法来界定一个国家的体制转型的话，那么中国恰巧比日本晚了57年。57年是什么概念？那是近代历史翻天覆地大变革的黄金时代，而在这半个世纪之间，中国人民几乎就是在没有精神支柱和杂牌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下混日子过的时代。

我在《清日战争》的结束语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日战争给中华民族的再生留下了巨大的政治价值。”这一政治价值引导中国人民进行体制的转型改造国家，使中国成为今日屹立于世界的被人仰慕的大国。今日的大国应该有大国风范和气度，中国人民不应该压在历史包袱下呻吟，失败并不耻辱，反省自我再赢得战争才是正确的答案。

日本僧侣虽无法阻止屠杀 但集资为死难清军立碑

凤凰网历史：您在书中提到了僧侣的作用，日军士兵也多为佛教徒，就您所看到的资料，在旅顺虐杀过程中，随军僧侣是否对这一行为进行过劝阻？

宗泽亚：僧侣的化身代表了以慈悲为怀的慈善形象，僧侣参加战争在欧美国家都有先例，欧美国多为基督教牧师，俄国是天主教师，超度亡灵是他们的职责。但是我没有听说过中国历史上有和尚道家随军作战的事情，这也许是一种文明落后的表现，或者是对“生命价值”观念的轻视。

清日战争中日本随军僧侣的主要职责是布教，通过教义影响士兵的精神世界，他们没有对作战的建议权。军方之所以接受佛教在军中散播，是因为佛教在传播一种与武士道不同的另类精神世界，鼓舞士兵轻视死亡勇敢战斗。例如从军僧传布“真俗二谛”的说教，解说人的身体死后虽然埋入地下，灵魂却会到达佛祖极乐世界得到超度。世俗凡界之军人若修得俗谛，就会有无限的力量为天皇和国家奉公尽忠，激励士兵放弃对死亡的恐怖。

大谷派主张“死乃救也”，为国而死是通向极乐世界之门的说教，大谷的“死救”论影响深刻，甚至成为战后军队对军人教养的必修课。大谷教曰：“佛家有‘惭愧’二字，惭对己、愧对人，惭愧乃罪之耻也。世间之翻弄乃为恨而恨，恨乃罪恶之源。”大谷僧在从军超脱死亡苦难的同时也主张兵戈无用论，否定军队存在的立场。

天台宗浅草寺住持对拘留在本寺别院的清军俘虏施教，引用唐人僧传来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语，批评战争的无情杀戮，向清兵俘虏分发观世音菩萨的御影数百枚。

比叡山慧日院住职巡回抚恤大津、大阪的俘虏营，其中东本願寺的小栗栖香顶僧通晓清国言语，引领3名清军将校和179名士兵参观佛寺书院与他们一起恳谈，宣讲“怨亲平等”“清国乃佛教母国”“两国民乃同胞”的观点，愿望清兵日后回归自己国家开拓传布佛道的功利，小栗栖的诚意交流博得清国官兵的尊敬。

僧侣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他们虽然不像士兵那样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可是僧侣却像战地卫生员任劳任怨没黑夜白日的照料负伤的士兵，向他们奉献发自内心的慈悲。

知道僧侣具体的工作内容，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了不起之处。《清日战争》中“战争与民众”一节记载，从军僧侣的活动涉及广泛，（1）战地巡回布教慰问官兵、宣讲教义、授与名号、惠赠佛书；（2）访问战地病院对伤病兵施以佛道精神安慰，特殊场合下直接参与护理伤病者；（3）宣讲安心立命佛教精神、严律军人风纪、维护个人卫生、向佛教徒开设教筵；（4）奔走各地说教化缘，协助募集战争公债，参与恤兵献金活动；（5）抚恤敌军俘虏，巡回各地俘虏营宣讲佛教，主张平和的佛家道义；（6）为战死者亡灵追弔供养、火葬遗骸、土葬奠事（包括为清兵阵亡者作奠事）、护送战死者遗骨及遗物返乡；（7）慰问战后归国军人、军属、伤病者、与遗族共缅哀思。僧侣的教诲虽然不是冲锋号令，却能激昂士兵奋进决斗的勇气，犹如蒙受佛陀慈悲的眷爱，踊跃奔向来世往生的弹雨之中。宗教在日清战争中的慈善活动，确立了教团在军事援护中的地位，从军僧侣“军队布教使”得到陆海军将士的广泛敬戴。

旅顺虐杀事件，从军僧侣虽然无法阻止军人的屠杀行为，但他们目睹了旅顺战场的悲凄场面，以佛家礼仪为本国军人的虐杀行为向死者表以歉意和哀悼。从军各教派僧侣在战场集资为清军死难者建立石碑超度亡灵，展现佛家以慈悲为怀的善举。石碑赠刻梵文戒名46字，现今日本佛家在碑文上命名一戒名，需要10～100万日圆不等，是比较昂贵的。

押解到日本的清军俘虏安置后，真言宗教派向天皇发出“俘虏抚恤使派遣願”，曰：“叡圣至仁的大日本皇帝陛下，1864年大日本国加盟日内瓦赤十字条约，对无加盟清国一视同仁，数百名清国俘虏配置全国各地救护，圣恩感激涕零。兹我佛教最慈悲普及怨亲平等，清人俘虏亦属人类之同胞，愿向他们的病苦幽郁慰问抚恤。陛下博爱，本宗恳谕宗教慈悲，派遣俘虏抚恤使，向全国各地俘虏演说布教愈愈感化，并惠与若干物品，奉请願侯也。”

僧侣的行为是伟大的，无私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召。日本人对“生命价值”观念的体现，使作者想到，中国汶川大地震的一个情节，日本国救援队经过数日奋力的救助，虽然没有救出一名生存者，但他们却为仅仅救出的一名死尸集体默哀，场面震撼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