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群众运动为全国解放做好了充分的政治动员
2010年09月01日 08:43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同国民党正相反,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发展到280万人,且后方稳定,兵力能完全集中于第一线。解放区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人,支持战争的力量增强。在南方,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到1948年秋已达4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大后方的统治。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相继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19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5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税部队基本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得到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瓦解,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指日可待。对蒋介石政权己彻底绝望的国统区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欢欣鼓舞,并以积极的反蒋行动,期盼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早日到来。

越临近灭亡,越要作垂死挣扎,这是一切反动势力临死前的规律。蒋介石回天乏术,又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除绞尽脑汁泡制一个个军事方案,力图挽救军事败势外,还以更残暴的手段“巩固后方”。1948年8月以后,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特别刑事法庭”,搞特种刑事检举,实行大逮捕,对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进一步升级。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处境险恶。国统区处在黎明前的一段黑暗时期。

而对人民解放战争来说,则已看到黎明的曙光。在这种形势下,根据以往的经验,革命队伍里最容易犯“左”的急性病,高估自己的力量,低估敌人的力量,盲目乐观。如果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此时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中急于提出过高的口号,甚至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那就必然会“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

因此,正在西柏坡帮助毛泽东谋划大决战的周恩来认为,有必要提醒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并于1948年8月22日起草了《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非到大兵压境与敌总崩溃时,不可决战”。因为,“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他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故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一切人民斗争的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尚能控制的地方,是有其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说要提出或接近于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至于蒋管区城市中党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认为“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

同年9月,上海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确定上海地区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斗争。

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开展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出卖,反搬迁,以及开展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直接配合解放军渡注作战与城市接管。

由于适时改变了斗争策略,取得了好的效果。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人民保安队约6万人,其中职员、工人、教师、学生约两万人为骨干,保护工厂、机关、学校,进行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配合解放军完成了接管上海的光荣任务。许多大城市在解放前夕,也由于执行了这个方针,才避免了国民党政府的疯狂镇压,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和国家财产兔受严重损失。不仅有力地配合人民军队解放并接管这些城市,并且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一批重要力量。

在三大战役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策动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卷土重来。

对这场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因为他们害怕革命的发展危及自身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色彩。原来主张“中间路线”的分子,也企图在和谈中与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

对于国民党的和谈阴谋,中共中央、毛泽东予以彻底揭露,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响亮口号。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八项条件基础上愿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谈判的声明,获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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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官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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