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宣传中的琦善形象：宣扬敌人强大一心投降求和的汉奸

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表示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原故。 【详细】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 【详细】

蒋廷黻对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给予肯定，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详细】

蒋廷黻在琦善研究上的贡献

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澄清了琦善陷害林则徐的定论。
    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拿今天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详细】

历史研究中的琦善：有眼光有想法但无法摆脱传统的务实旧官僚

从琦善本心上看，他没有恶意卖国的动机和行为。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和策略达到驱逐外夷的目的，至少是能减轻损失，寄希望于将来，琦善本人的确已意识到中国面临种种危险，且外夷来华问题的性质似乎已不同以往，但这种认识囿于时代背景和个人智识的缺乏。琦善虽有部分能探知新时代的敏锐触角，但是在政治才能和外交智慧却未突破封建传统智识的藩篱，导致其目光的前瞻性和视野的广阔性受到限制。就爱国热忱而言，琦善并不输于林则徐或当时的其它爱国士大夫及官员，在他的奏折、言行中，也时时体现了自己对国家前途和战争形势的忧心忡忡，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离初衷失之甚远。 【详细】

琦善反对开战的原因：他是当时唯一知己知彼的清朝官僚

琦善是否畏葸我不敢下断语，但是不敢稍有欺饰则是肯定的，至少对英夷的力量不敢稍有欺饰。同样的话，他可能也给林则徐说过，因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说琦善：“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正如前面所述，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确是客观理性之言。但是总有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军事力量及组织技术等现代化因素，而把导致战争的失败因素扣到琦善的主抚上。我认为，琦善不但有知彼功夫，还很有知己功夫。他给道光的这种“不欺饰”的汇报，谁能说不是如实地反映了天朝当时的国情呢？ 【详细】

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直到今天，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
    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坏，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详细】

不说“举国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国是谁的？顾炎武尚且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举国一战”？民众学商纣王的奴隶，举国倒戈还差不多。【详细】

众所周知，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及最终的敌人，所以政府的国防思想就是防民甚于防寇。林则徐想利用民力抗夷，能产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奇效，但这并不妨碍当今的学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们的这种借刀杀人法想象为人民战争！【详细】

他们幻想，如果鸦片战争由林青天来指挥，那么结局将可能有所改观。这种幻想乃是典型的“拿个人道德之长，来补组织与技术之短”。按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组织与技术短缺，乃中国传统政府的致命缺陷。他们却动不动就拿个人道德来填补组织和技术造就的巨大空洞。林则徐自己承认“虽诸葛武候来，亦只是束手无策。”林则徐都服劲了，当代一些中国学者却挤着眼睛愣是不服劲儿，煞是奇怪！正如蒋廷黻先生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详细】

琦善的先见之明：知道中国不能战 故努力于外交

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详细】

蒋廷黻：琦善是审察形势权衡利害远超时人的外交家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行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详细】

核准历史事实。有关琦善卖国的四项罪名，无一可以成立。然而，我们若放开那些对琦善的具体指责，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不难看出，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于是，“妥协”即被目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帽子正是如此一顶顶戴到琦善头上。【详细】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并未中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么一个世道面前，前期的士林学子和后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为警世计，对历史上的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官员，无不进行猛烈的抨击，对历史上的一切主张抵抗的官员．无不加以热情的褒颂。很明显，这一时期对琦善之流的批判，无疑是对当时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人们发出的警告。 【详细】

抗战时期，“妥协→投降→卖国”的模式。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原型。此中的典型，就是早期功名显赫最后人皆不齿的汪精卫。大约这一时期，“妥协”即“投降”即“卖国”的模式也被大量运用到历史领域。琦善从原来的“奸臣”变成“卖国贼”。 【详细】

历史学讲究客观，但历史学家的主观意愿总是被揉合到历史著作之中。一部分人是现实中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妥协投降官员的蔑视，在史学著作中的不自觉，一部分人却是自觉地举起已被当时史学界认定为错误的“善善”“恶恶”的标准，贬斥主张妥协的琦善之流的一切，推崇主张抵抗的林则徐等人的一切。【详细】

知实情则公开宣传的琦善和惧怕清议知而不言的林则徐

到林则徐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详细】

目睹英军就知打不赢的琦善与书生论兵的林则徐

琦善在大沽口接收投书眼看到了英军的实力。原先脑海中朦胧浑沌的“泰西”，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诸般利器。已知道无法打赢。而与洋人接触多得多的林则徐，还在相信英军“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甚至“一仆不能复起”，因此无陆战能力。而其设计的种种战法，可谓是书生议兵的典型，全凭着感性认识的推论，在头脑或纸面上演绎，并未虑及在交战中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设计得越周密，距实战越远。这是书生议兵最容易犯的错误。【详细】

忠心做事的琦善与先考虑名声的林则徐

人与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琦善想的是如何哄弄走这些咱打不过的瘟神，完成皇帝交待给的任务；关天培等想的是如何增兵，好打过英夷；林则徐想的是，战死乃分内之事，关键是战败的原因，死前也得说清楚。别替人背黑锅，即使当时的统治者不理解，后世好歹能扬名立腕儿。【详细】

清代终结后，两极化的林则徐形象再度演变，民国时期的历史书对其多有反思乃至批评。而1949年后对林的评价以褒为主，在不同的背景下，有清官情结；有阶级斗争思维；有群众路线；有反帝爱国的主题；甚至有“改革开放”。林则徐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神坛。 【详细】

民国时代对林则徐有褒有贬

民国时期，对林则徐的评价还是有好有坏。如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虽然肯定林则徐“不顾一切，毅然禁烟”的行为乃“民族之光也”，同时批评“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 【详细】

建国后将林则徐捧上神坛

1949年后，林则徐的历史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衬托林则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反动派、昏君、卖国贼。如果不是他们的捣乱与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在林则徐的领导下，肯定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林则徐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神坛。 【详细】

琦善终究只是传统封闭的中国一个无知傲慢的官僚

在留今的大量奏折中，琦善用以描绘英国最典型的词汇是“夷性犬羊”，这也是当时官员的常用套语。“而今之在粤者，名为兵目，尤为野蛮之人，礼义不知，廉耻不顾，皆得在场惟（为）所欲言，纷纷藉藉，无非扛帮，肆其鬼域技俩。既不能以理谕，亦难以情遣。”这些用语，显露了琦善只不过是一个墨守“天朝”观念，对世界大势浑浑噩噩的官员。【详细】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起，也是伴随着世界的近代化和全球一体化潮流而生。然而，面对这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却毫无察觉，完全是无准备的、被动的、无奈的。 【详细】

天朝的无知和傲慢

当时中国的官员们竟然认为英国士兵“腿足裹缠，……屈伸皆所不变”，甚至自以为是说他们“一仆而不能复起”，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应战准备的效果也可想而知。无论是主剿还是主抚的，都离不开天朝上国的优越观念，甚至在吃了败仗之后仍然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外国公使进京觐见皇帝，只为保持大皇帝的尊严，好面子到如此地步，也绝对算上中国特色了。【详细】

天朝思想的惯性

然而鸦片战争中的中国人是惊且醒着的，但是签订“和平”条约之后，他们似乎又睡着了。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的大国，同时也注定有着巨大的历史惰性。产生新器物、运行新制度的文化方面的革新，则必然要经过长时期磨合和探索，需要数代人持续不懈努力。 【详细】

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他们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企图干预。他们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相当严肃。 【详细】

法律的角度

如法律的正义原则必须屈从于功利性考虑，法律的正义原则又适用于何时何处呢？这正是当年西方在华要求治外法权的理由。【详细】

不同价值的角度

当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面对同一事物时，事物实际上是怎样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应该是怎样。正是他们对应然的不同看法，提供了线索去探索那场战争的起源。【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