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过去的皇帝都是说天下不可无主，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有一个头脑，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也希望做一些包装，希望一些人从理论上支持他，当然就有人说宪法政治不适合中国，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或者说君主政体更适合中国等等。实际上一个国家是不是有力量，主要是主政者推动的方针、政策，施政的纲领是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认可。

张生教授（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南京大学教授张生文字实录，采访整理：杨超

嘉宾简介：张生，男，1969年6月生，安徽天长市人，汉族。现为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党委副书记。

没有特殊材料能证明孙中山暗杀了宋教仁

凤凰历史：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刺杀他的说法有很多，论者多认为是袁世凯，也有论者认为是革命党人下手的，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宋教仁遇刺对中国历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价宋教仁？

张生：宋教仁遇刺以后，主流意见就认定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条线索，也有大量一手证据来证明，而且从此后这些人的下落来说也跟这种说法吻合。

比如说，武士英在监狱当中突然暴毙，应桂馨在二次革命以后北上，也死于非命。洪述祖在上海被宋家后人和宋教仁秘书抓住以后，送到法庭，经过审理认定他有罪，后来被处决。赵秉钧也死于非命。从这些相关当事人的下场来说，与这条线索是吻合的，否则这种巧合就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了。

当然宋教仁案发生以后，当时人已经发现从应桂馨往上数级，洪述祖、赵秉钧都有责任，但他们拒绝到庭，我想如果他们跟宋案没有关系，他们当然有很多时间和机会来为自己辩白。

近年来有人提出宋教仁是被革命党刺杀的，主要指陈其美，从史料来说不是那么站得住脚。虽然应桂馨、武士英都曾经是国民党人，也曾经跟陈其美过从甚密，但是一个人要刺杀另外一个人，毕竟要有原因。宋教仁对陈其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威胁，尤其在政治人物最关心的权位上，陈其美的都督之位是袁世凯撤掉的，并不是宋教仁。

当然也有人说与孙中山有关系，但是宋教仁与孙中山相处多年，没有什么特殊材料证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对这种说法，我认为基本上属于哗众取宠。

称宋教仁为革命元勋到今天也不过时

凤凰历史：宋教仁对历史造成了何种影响？

张生：从本质上来讲，当时的中华民国是宪法体制之下的政治制度，宋教仁和袁世凯的不同在于将来实行共和政治，实行宪法制度下的法治，还是根据个人喜好，满足个人权欲无限制的要求，我想这是宋袁二人之间根本性的分歧之处。

宋教仁案正好成为导火索，宋教仁案后国民党人与袁世凯的关系急剧恶化，并且导致二次革命发生。宋案对民初以后的历史有重大的影响。

凤凰历史：如何评价宋教仁本人？

张生：宋教仁在同盟会中是活跃分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自己的特点，热情很高，尤其对以临时约法为基础的责任内阁和法治非常感兴趣。在民初选举中，他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武昌起义中，他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说宋教仁，在民初对他有评价，他是革命之元勋，我想这个评价到现在也没有过时。

凤凰历史：宋教仁要求责任内阁制等一系列变化，后来有什么影响？有分析认为宋教仁太过于实用主义，有利于革命党人他就要，不利于就不用，您怎么看？

张生：是这样的，民国刚刚创建时，有很多人在革命中曾经起过很重要作用的，但是很多人革命成功以后功成不居，孙黄不用说了，他们功成以后按当初的约定让出了权位，包括后来成为汉奸的汪精卫，汪精卫当年也是风云人物，刺杀摄政王天下皆知。革命成功以后，他选择了西旅远游，这样的人在当时非常多。

宋教仁跟他们比较起来，属于对政治非常热衷的人。我想政治人物对政治有自己的理想和规划，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根据形势变化，在政治上做一些变动，这还算是正常范围之内。

袁世凯在当时各派政治势力中，明显占优势，我们叫独大的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限制他的权力，防止他走上专制独裁的老路，我觉得当时的政治家想出来责任内阁的办法来限制总统权力，我觉得是正当的事情。

这样的责任内阁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民国初年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基本上还是普选，所以宋教仁根据普选建立责任内阁。

袁世凯忌惮宋教仁是因为怕被限权

凤凰历史：袁世凯最忌怕的真是宋教仁吗？如果袁世凯惧怕宋教仁，是因为他采用的合法夺权方式吗？

张生：所谓袁世凯最忌怕宋教仁，这是谭人凤的说法，谭人凤也是革命功臣之一，他说话多少有一定代表性，但实际上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忌惮的人很多，孙黄、黎元洪、宋教仁他都担心，最担心什么呢？最担心他们会设置什么样的合法的方式来限制他的权力。

袁世凯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动作，这些动作其实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袁世凯担心国民党人让出临时大总统以后，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牵制他、斥责他。如果袁世凯忌怕宋教仁，以宋教仁当时的风头，以他在国民党人中号召力，让宋教仁站在风口浪尖上，有可能由他出面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在这点上忌怕他，我想是最主要的。

袁世凯不怕革命党暴力夺权因军事力量强大

凤凰历史：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其实怕合法的方式，暴力方式他不太怕，为什么？

张生：辛亥革命在将近两个月内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革命党人提出的纲领深得人心，解决了政治合法性问题，建立的民国是人民的国家。这一点最得民心，所以说全民革命也好，国民革命也好，确实合乎民心，合乎潮流。对专制者或是企图专制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威胁。袁世凯为什么不担心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和他掌握的军事实力有关。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中和革命党人有较量，并不是说他没有办法攻破武昌，而是有他的权衡和考量。就军事实力而言，他的优势在当时非常明显，所以他不担心革命党人用战争的方式夺权，我想他是有这样的底气在。

袁世凯破坏了与革命党的互信基础

凤凰历史：宋教仁遇刺后，革命党人多认为凶手是袁世凯，此时国民党与北洋集团还有没有妥协的可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何不相信法律，而要实行武装倒袁的方式？

张生：从理论上讲，国民党人或者说革命党人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也许有某种方式实现妥协的可能。在民国史上，各种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即使是发生血案，甚至是战争的局面，仍然可以用别办法来实现妥协。

现在有些人提出，二次革命是不是可以不发生，用法律途径来解决。实际上，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及其他政治力量联手推翻满清政府，其实有很重要的东西是开始时双方都讲信用，双方之间有信任关系，革命党人提出来袁世凯如果能帮助推翻清政府，就推他为临时大总统。国民党人实现了诺言，袁世凯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以一个汉人的身份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这也导致清政府退位，应该说双方开始是有互信的基础，才打造了重大的政治成果。但是这个政治成果实现以后，掌握主动权的袁世凯，一再破坏双方之间的默契和信任，比如说到南方就任，在北方做出了很多小动作，限制国民党人的权力等等，双方互信的基础不断被削弱。

宋教仁被刺杀以后，很快就发现了证据，指向很清晰，双方互信的基础已经被破坏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人选择武力方式和袁世凯对峙，应该说是自然反应。

凤凰历史：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法律？

张生：袁世凯是旧时代的人物，同同时代的官僚相比，他还是比较开明，眼光也比较开阔，很多西洋人接触袁世凯以后觉得他和那些无知的、腐朽的满清贵族有很大差别。但本质来讲，推翻满清政府以后，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清政府失去的权力。袁世凯没有采取妥协和法律的途径，洪述祖和赵秉钧到庭是一个姿态，表示他相信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双方的分歧，但他不让他们来出庭，说明袁世凯本人他不愿意通过法律和妥协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责任不能推到革命党人身上。

凤凰历史：唐德刚认为，善后大借款和刺宋案一样都是法律问题，需要用法律的手段的解决，但在民国初年却上升为政治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从经济的角度看，民初借款是万不得已，袁世凯借款一直被后世诟病的原因是什么？

善后大借款中中国人失去了主权

张生：我想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善后大借款借了很多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数额非常大。这样大数额的借款，从民国法律原则来讲，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进行审议，这在《临时约法》有相应规定。

第二个层面来说，善后大借款中因为要还掉一些旧债，加上原先扣除的部分，实际上到手的只有800多万，就是说借2500万英镑的巨款，到手只有800多万。

第三，借这笔钱做了重大主权让步，主要是成立盐务稽核所，由外国人主导。事实上失去了主权，这其中的政治内容，就民国的政治体制而言，很难被国民和一般人所理解。加上宋案的背景，自然会被革命党人认为是袁世凯企图武力解决国内问题，企图加强军备。

唐德刚先生在世时，我见过他几次，他很多观点我同意，但这个问题我不同意，我认为他说错了，因为善后借款和宋案都是政治问题，不单纯是法律问题。

二次革命启示后人：只要形式不利就使用武力

凤凰历史：1913年7月8日，二次革命爆发，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二次革命？唐德刚认为二次革命其实就是中国第一次内战，为中国以后的政治斗争开了坏头，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谁该为二次革命负主要责任？

张生：革命党人从1890年代开始，经过十几次起义，才实现自己初步理想的革命成果，这样的成果实际上在二次革命之前基本上已损耗殆尽。尤其是北京的主政者，不再把革命党人作为政治体上的合作者，曾经对民国的建立起过重大作用的团体来看待。

所以，二次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冲突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二次革命表面上是袁世凯通过武力解决了革命党人的反抗，我想有这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使袁世凯信心膨胀，觉得他可以用武力来解决所有政治分歧。他担任总统、修改约法，增加总统权力，到敢于称帝，应该说都与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中的失败有关。第二，中国在辛亥革命时拥有和平建国的大好良机，如果每一个人都尊重先贤创建民国的宗旨，能够体会先贤流血牺牲创建民国的决心，那他们当然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分歧。但是由于双方以武力的方式解决分歧，这对此后整个民国历史都造成了重大影响，很多人受到启发，认为大可以不通过和平的、协商方式来解决分歧。他们只要认为形势不利于自己，几乎都选择了武力方式。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二次革命为中国历史、政治开了一个头，但到底是好是是坏，这可以有不同的立场。

打仗做出牺牲的总是贫苦人家子弟

凤凰历史：您简单介绍下这些不同的立场？

张生：从普通国民的角度讲，打仗终归是不好的，打仗时那些政治家很少做什么重大的牺牲，作出牺牲的都是贫苦人民的子弟，所以打仗当然是不好的。但就二次革命而言，我觉得革命党人当时处在不得不这样的境地，因为中国历史上这种反面教训很多，很多人选择放下武器后，发现成为砧板上的鱼肉，胜利者很少能宽容对待失败者。

所以我想革命党人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反抗，其实跟过去的历史，跟他们革命的历史有关。

政治人物想当皇帝本质上都是坏的

凤凰历史：袁世凯本人为什么也不相信法律的方式，非要用武力方式来解决问题？

张生：袁世凯我倒有一个整体的评价，我想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袁世凯从晚清崛起，到后来干预辛亥革命，当选民国大总统，这个过程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客观来讲，恐怕还不少，但我对这个人评价比较低，为什么？我觉得在中国，在现代社会，对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想当皇帝，我觉得不管他做过多少事，本质我认为是坏的。

一个想当皇帝的人，实际上意味着他把别人的生命，别人的权利，民国的基本宗旨，人民的权利统统不放在眼里。其实从他后面一步步举动来看，他试图建立的是皇帝式的专制统治，他是有预谋，有步骤的。而国民党人始终想在临时政府约法和民国的框架下行事，这对袁世凯的计划构成了根本性挑战。

所以，袁世凯选择用武力方式解决革命党人，对他来说是必然选择。

袁世凯之后的独裁者都用合法方式包装专制

凤凰历史：袁世凯为当选总统，导演了一场“公民团”闹剧，严重破坏了《临时约法》，也给反对者制造了口实，袁世凯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是什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给后世留下了什么影响？

张生：袁世凯为了实现称帝的目的，“公民团”只是其中一步，后来的步骤还非常多。在民国初年，民主自由观念还对社会各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对袁世凯他的做法造成了严重挑战。实际上他后来为什么做不成皇帝，中华帝国的朝廷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就是他内部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不支持他当皇帝的想法。

但是，袁世凯这样的做法对后来企图建立专制统治的人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他们从袁世凯身上吸取了教训，用更加隐秘、更具有欺骗性的手法，来包装专制的事实。

比如蒋介石，蒋介石后来成为国民党总裁，规定了对所有决议都有最后否决权，但他没像袁世凯这样明目张胆，他在民意之下，通过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似乎采取了合法的程序，来赋予他权力。

比袁世凯等而下之的人，比蒋介石等而下之的人，后来为了能给自己脸上抹金，或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花样百出，中国这些所谓的政治家从袁世凯的失败中汲取了反面教训。

凤凰历史：比如说呢？

张生：比如说曹锟，他比袁世凯小，他为当大总统，想利用合法程序，让民意机关选他做大总统，在选举过程中，他花钱贿选，从形式上看采用了合法途径，但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政治。

袁世凯组办新式教育建新军值得肯定

凤凰历史：抛开纷乱的政治不说，袁世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此学校培养的学员成为日后中国空军的骨干，如何评价袁世凯在中国经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

张生：袁世凯从晚清展露头角以后，在很多方面都曾经有过建树。比如说在外交上，由于他的努力，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使朝鲜半岛成为中日之间的缓冲带；他在洋务运动中，创办新式工业，新式的教育；他在创建新式陆军中起主导作用，虽然说他是军阀，企图把新军练成自己的私家军，实际上从后来的结构看，这支新军也不完全是他的私家军队，可以说是中国的一支国防力量。我想对袁世凯在这些事情上所起的作用，应当给予正面评价。

我认为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最主要的依据是他主政期间是不是顺应了世界潮流，是不是把已形成的潮流和趋势推向新的高度。比如说《临时约法》，我的评价比较高，中国第一部宪法，第一条就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国人民组成，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如果袁世凯起到了推动作用，顺应了历史潮流，那么历史自然对他有公正评价。

其实有人说过，如果袁世凯后来没有当皇帝，今天对他的评价会有不同，我想这是必然的，如果袁世凯把革命党人当然也包括立宪党人和其他人共同创造的中华民国制度化、正规化，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并且把中国发展成可以同强国并列的民主国家，我想他在中国历史上会有比较高的地位，但他后来所做的事情，说明他并不认可历史发展的这种趋势。也就是说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有自己的考虑，后人说他是窃国大盗，我当然不太同意这样一个政治化的词，但是他确实是企图毁掉民国，建立中华帝国。所以对他政治上的评价比较低。

袁世凯式独裁者总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大脑

凤凰历史：您刚才提到的袁世凯想建立中华帝国，目的是什么？这有很多种说法，有论者认为中国当时中央权威丧失，地方势力太大，建立现代化国家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所以袁世凯希望通过称帝来重新确立中央的权威，您怎么看？

张生：我觉得这个观点完全走反路了，过去的皇帝都是说天下不可无主，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有一个头脑，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也希望做一些包装，希望一些人从理论上支持他，当然就有人说宪法政治不适合中国，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或者说君主政体更适合中国等等。实际上一个国家是不是有力量，主要是主政者推动的方针、政策，施政的纲领是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认可。

比如说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所以就建立了中华帝国，实际上从理论和思路上我都觉得是很危险的办法，而且后世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专制者，其实都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来进行辩驳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民国初的文化繁荣到国民党统治时就不行了

凤凰历史：1913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电影公司成立，这与政治上的纷争形成反差，如何评价民初文化的发展？为何会出现政治纷乱而文化发展的局面？

张生：民国初年，皇帝专制或者叫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垮台，新的中央集权制度还没有建立，这之中有一些政治空缺，这些政治空缺也和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比如说上海、天津或其他地方有租界，这些地方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统治，使中国形成了多层次的政治结构，一些文化人也就有了自己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余地。

除了像这类电影公司外，出版、思想等都有大幅度发展，这类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倒也多见，比如说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化繁荣，以及袁世凯去世后一段时间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这都是规律性的现象。

在中国确实存在这样的悖论，一般中央集权体制在建立过程中，国家权力或政党的权力逐步向社会各界渗透的时，自由发挥的余地逐步收缩。1930年代以后，国民党党化教育向各个层次渗透，这段时间文化的繁荣和民国初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很多处于大时期的人物，实际上是在民国初年这样很乱的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到国民党统治时，就已经显出萎靡不振的趋势了。

凤凰历史：请您简要的介绍和评述下白朗起义？

张生：白朗起义是河南宝丰县的一个叫白朗的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基本形态跟过去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是相像的。但是因为它发生在二次革命前后，和革命党人之间存在着若有若无的联系，黄兴想把白朗起义纳入到反袁的暴动中，使起义具备了过渡时代的特色。一方面主要的行事方式、组织方式、作战方式都还跟过去的农民起义有相同之处，引起后人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提出一些民主政治的说法，特别是对袁世凯专制统治提出了批判和挑战，那就赋予了一个时代性的意义，这样基本上把白朗起义定义为过渡时代的一场农民起义。

辛亥革命使任何政治家都不敢否认主权在民

凤凰历史：1913年是民国二年，这年发生的诸多事情是否为以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打下了基础？处在转型期的1913年为后世留下什么样的教训？

张生：1911年到1912年辛亥革命创立了民国，最重大的成就是解决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过去封建时代讲统治合法性，主要讲天命，受命于天，皇上可以统治天下臣民是因为得到天命，天命通过一系列比如说到天坛、到地坛告天告地的方式，说明统治者和天命存在着联系。实际上这是以愚民政策和愚民政治为基础的。

辛亥革命应该说呈现了当时欧美蓬勃发展的主权在民的政治观念，鲜明地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这种政治合法性原则的确立，使保护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成为国家的基本义务，《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大量篇幅用来做这样的规定，就是说政府要通过各种程序化和制度化的东西来保护人民的各项自由、民主和权利，即使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剥夺公民的某项权利，也必须通过法律的途径，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封建时代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年轻时说过一句很通俗的话，他说辛亥革命的成果是什么？就是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做皇帝了，学理来讲，实际上就是政治合法性从天命变成了“人命”。我觉得中国此后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家，不管他们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和内心规划，他们都不能不把人民放在嘴边上，不能不把属于人民的意志放在政治基本推动力上，我觉得这是辛亥革命的重大成就。

这一年当初参与创建民国的袁世凯，通过宋案、善后借款等活动与革命党人走到武装对立的境地，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治混乱、军阀混战的重要起点。以后的很多年中，中国人仍然围绕着什么是人民意志，怎么样实现人民主权等问题多次进行决战。1912年以后30多年中国处于战争动乱之中，这和1913年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至于说给后世留下什么教训？我觉得辛亥革命给后人留下了一体两面的教训，辛亥革命从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1月1号民国建立，中间就是两个月时间。一个看上去庞然大物又能经得住冲击的清政府，之所以迅速垮台，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力量都互相围绕创建民国的主题，互相妥协、互相合作，合力推动了历史进步。现在研究辛亥革命，发现旧官僚、立宪党人、革命党人，包括袁世凯、社会组织者等等各方力量都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所以历史进步特别快，本来按照革命党人的想法，革命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阶段，我想武昌起义爆发时，恐怕很少有人奢望在短时间里能完成民国的创建。

1913年正好有一个反面的东西，民国从帝国改造而来，领土和主权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确认，很多地方还不太能够接受民国的政治体制，一些地方不相信民国中央政府，边疆危机不断发生，这种情势下，大家不说抛弃成见来解决危机，反而是分歧上升到战争的层面。结果不仅革命党人创建民国的宗旨实现遥遥无期，就连袁世凯这些人的目标也没办法实现。如果说在袁孙黄之后的政治家能吸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怎么相忍为国，怎样团结起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1912年国人希望用民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凤凰历史：怎么界定辛亥革命？

张生：胡锦涛说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我觉得这两点说得非常好，所谓民族革命就是把中国从封建帝国变成民族国家，这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怎么样能把落后的封建的中华帝国改造成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大任务，辛亥革命基本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在完成过程中，不仅是政治思路的飞跃，在思想上也有很多飞跃。

比如说，本来将满族人是作为外来者看待，按革命党人当初的设计，革命成功以后要把他们赶回老家去，而且武昌起义时提出十八星旗，创建18个汉人省份组成的共和国，但是在革命即将成功的那一刹那，大家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想法。辛亥革命成功把一个庞大的帝国改造成民国，同土耳其相比可以说是重大成就，因为土耳其帝国在崩溃过程中分裂出几十个国家，今天的土耳其已经很小。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也好、立宪党人也好、官僚也好，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力量都做出了贡献，所以帝国改造成民国，这一步是顺利的。

我们这个架子搭起来了，这样的民族国家，需要从制度上进行充实和巩固，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革命党人包括其他人也都提出来了，比如说像梁启超，大家觉得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解决将来国家建设中碰到的问题，万事交由人民来公决，由人民来凝聚意志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应该说辛亥革命的设想在1912年1月1日的时候，一刹那有实现的希望。但很遗憾，袁世凯不是华盛顿，他走到了辛亥革命理想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