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谣贩谣:从“原始失实”到“官方谣言”
2010年08月27日 16:15 人民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黑暗年代的“堕落新闻”

政党报纸的“革命谣言”的严重后果,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报刊上立刻显示出来。

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报坛热闹异常,各种各样报纸、通信社多如牛毛。据1912年统计,全国报纸一下子增至五百余家,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十家左右。这些报纸,有的是被袁世凯收买或出资办的御用报,有的是各政党、团体办的机关报,有的是私人办的所谓民间报、民间通信社。目的各不相同,但造谣几乎成为各种报纸的共同特色。著名报人张季鸾曾‘耳闻目睹这段经历,说民国开元以后,“报馆记事,不自采访,投稿多系虚造,报纸惟取之以充满篇幅,其真伪不问也。以故政界轻视报纸,尤鄙夷访员,几于报纸为谣言之代称。”(《追悼邵飘萍先生》)人们把这段时期的新闻称为“堕落新闻”。

袁世凯御用的一些报纸,为袁世凯登极称皇帝卖力气造谣言。上海的《亚细亚日报》大登各地呼恳袁世凯称帝的假消息。1915年12月18日,在袁即将称帝前夕,发了一条《宜昌发现石龙之异闻》,绘声绘色地报道湖北宜昌地方石龙现身,还说拍有照片。新闻配了短评《记石龙》,说龙现身象征“中华帝国之大皇帝实顺乎人,洽于物,而应乎天。”过去报上谈神弄鬼,不过作谈助之用,现在却用天人感应的鬼话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

一些政党报纸,则利用假新闻来相互攻讦。“同一事件,甲乙记载,必迥然相反,故阅报者即知属于某党。至于记载孰真孰伪,社会不辨也。”(张季鸾《追悼邵飘萍先生》)

而许多私人报纸、通信社,奉行“有奶便是娘”主义。所谓报社、通信社不过几间破房,几个人,所谓采访,往往是到达官贵人家去敲竹杠。谁给钱就造几条新闻给他捧捧场。谁要翻脸,就造几条电讯来攻击一番。

袁世凯倒了,北洋军阀头面人物轮流上台,但造谣新闻仍然如故。上海《晶报》在1919年4月18日登了一首打油诗《通信社》,诗曰:“响壁最能虚造,闭门尽可兴谣,非非是是一团糟,邮花浪贴不辞劳,还捏纷纷电报。”诗下配漫画一幅,把通信社分为“捕风通信社,造谣通信社,混淆通信社”。很形象地概括一些报纸、通信社的特征。

在这段时期,电信事业日趋发达,“本报专电”成为各报竞雄争长的重要手段。许多报纸以二号字或四号字整版整版刊登“本报专电”,以显示本报的消息多而快。但因为经费负担不起,真正能发“专电”的只有少数几家大报,其它各报就得凭空编造了。天津《大公报》经理胡政之曾在一次讲课时说:“那时候的电台是在主笔脑子里的,几个人一商量,二号字的专电来一个。”说得很生动,因为他本人就精于此道。1912年,胡政之踏进上海的《大共和报》,写过几篇社论;该报主笔章太炎看他脑子灵活,让他担任专电编辑工作。《大共和报》没有专电,“电台”就设在胡政之脑子里,根据主笔的旨意,每天造出许多北京专电及其它城市专电,来填满要闻版。编造专电虽说是凭空想像,但也要“合情合理”,才能不露馅。大概胡政之的脑子灵活,编专电还没有听说闹出大笑话。而不少报纸、通信社,“专电”上笑话甚多。北京有家通信社,墙上贴着全国社会名流的名单。当编辑发不出稿件时,就在名人头上动脑筋,编个专电骂他一顿。然后在他的名字上打个红圈,以便在下次编专电时留心一点,不要自相矛盾。有次,一位编辑先生造了国是会某要人一条消息:

本社接得南京专电:某某于今午在督军署与齐督面谈。

谁知编了以后忘了加圈,第二天又造了他一条:

某公于今早进府,面谒徐总统。

昨午在南京,今晨到京,当时还没有飞机,坐直达火车也来不及,出了一次丑。

那个时期的报纸,极少有专职记者。像北京的《益世报》,在北京称一流报纸,包括打杂、送报总共才八个人,新闻除了抄别报,就是由这样的通信社提供。当时任担该报编辑的张恨水感慨地说:“此类新闻十九靠不住。”但为了填满版面,只得加上“本报专电”“本报专访”的名称来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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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良荣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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