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共妻”谣言变形记
2010年08月26日 11:32 《看历史》杂志 】 【打印共有评论0

最“有效”的宣传

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逐渐地控制中国的政局,那些依然坚持着共产主义的“赤匪”们成了蒋介石最主要的敌人,此时,“共产共妻”也就转为反共宣传最凌厉的一着。

一位在江西剿共亲历者的日记《剿共随军日记》被军部政训处广泛分发传播。

《日记》中历数中共十大罪恶:“投降赤俄,阻碍抗日,反叛民国,劫掠人民,毁弃礼教,破坏建设,灭绝人道,蹂躏地方,奸淫妇女,造成恐怖”等等。还通过某些被俘士兵和变节分子之口,讲述了他们在苏区的见闻。“共匪随处强迫民间妇女当慰劳队、担架队及宣传队等,实际不过供匪首泄欲轮奸之具。”水口战役后,某俘虏士兵则交代:“白昼行军,见有白衣、黑裙、着袜、穿鞋之女郎五百口随军出发,驻军后则不知去向,芳迹杳然矣!柔香蕙泽,何有于我哉!”

在偏远的农村,红军未到,村长就带着村警,在村子又敲锣又喊又贴布告,说共产共妻的“共匪”来了,杀人放火的“红头蛮子”要来了。

于是,很多人的印象里,苏区就成了伤风败俗的匪窝,而红军则往往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而这些,又因在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有了捕风捉影的源头。

1931年5月,毛泽东来到江西省寻乌县做调查。他发现:运动胜利的地方,女人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乡政府成立之初,每日所接离婚的案子必数起,而且“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女人们从“魔爪”下挣脱出来,“决没有守独身主义的,离婚后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有些男人失望地说:“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

初时的农民政权机关对于离婚几乎是不加干涉,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婚姻自由的规定,造成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混乱现象。“芳田赤卫队队长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而在龙图和河角圩两乡的青年经常发生纷扰的事件,几乎造成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

不止是寻乌县,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婚姻上“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的现象。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一个妇女,三年里结婚、离婚竟达5次。后来浦安修也号召妇女工作干部,“要教育妇女和农民,勿拿婚姻当儿戏”。

在湖南,“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他们同样是走极端。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在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闹又唱,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在国民党封建制度压迫下感到压抑,渴望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朱晓东在《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中写道:在革命以前的传统农村,婚姻始终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基本活动,很少有人察觉到它。直到有一天,革命者们跑到村里来审视着这样的婚姻,他们的书箱里有“五四”和法国的气味。这个时候,共产党人的马列修养还很不到家,他们用的是五四时代的语言,比如项英将婚姻法的精神表述为'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这样,传统秩序突然崩塌,而新的完善的《婚姻法》及思想启蒙又不能一步到位,许多不好的东西也随即产生。

“每一次婚姻自由法令的出台,都会造成一阵'青年男女过分浪漫'的性关系混乱的时期。”而正是因为某些“混乱”的现象,才给了国统区反共宣传“共产共妻”以口实。

红色宣传

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蒋介石“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说他们犯下的各种罪行,以来煽动对红军的仇恨”。在被慢慢围缩的苏区之外,在漫长艰险的长征路上,那些贫苦农民们惊恐与异样的目光,也使得中共与他们最为倚赖的阶级之间,出现了联合上的麻烦。

1935年10月,红军终于到达陕北。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禁锢,中共开始联系国外记者、进步民主人士来到延安采访、参观。

1936年6月,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通过几个月时间的采访完成了他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三周之内即售一万两千本,打破了远东时局书籍的畅销记录。

与此书的风靡一时相比,它的结果无疑是更为影响深远的事实,一个“在石堡般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已与世隔绝了9年”的红色区域,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被揭秘了出来。国民党以谣言拼命营造出的堡垒,突然出现了一丝的裂痕。“国民党一向宣传的什么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共产共妻的滥调在我的头脑中清除了。”(钱正英:《从上海租界到解放区》)受着延安清新气象的吸引,那些不满国民党政治的知识分子,那些向往自由的叛逆青年,开始奔向大西北。

而在“共产共妻”传言发源地的苏联,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逐渐建立了它自己的说教式的、有束缚性的思想体系,一种新的专制主义结构,用不断赞美军事化成就和革命者功绩的方法,强调它自己那种对待男女两性和性行为的态度,以及它自己的以男性为理想和规范的标准。”(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当初在婚姻、离婚、人工流产和家庭方面的高度自由都受到了限制。恩格斯关于人性爱和性生活权利不应受国家约束的观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不负责任的”。

在中国,从五四以来,“我是我自己的”妇女解放的浪潮,亦最终溶解于革命之中,一种更大的力量──“组织”决定了人们的命运。无数革命妇女还是回到了家庭──革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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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永峰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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