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北伐前南京城内的巫术恐慌
2010年08月25日 16:20 《看历史》杂志 】 【打印共有评论0

妖术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起的作用看来颇为有限。4月中旬以后,妖妇摄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此时摄魂谣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于孩童,南京城里的成人也纷纷在身上挂一个红布口袋,里面装上茶叶、桃树叶、生米和七小块妇女月经布,以此来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体性的幻觉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经过马巷口一家烧饼店,她发觉自己迷路了,于是向店主问路。烧饼店主却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体麻木僵硬。一个卖油条的妇女正好经过,也犹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过去。

像李高氏这样的普通南京妇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和1768年妖术大恐慌下的民众反应一样,南京市民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那些平日里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尽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却一贯是受歧视的角色。她们过分热情的言辞和夸张的表现,看上去和摄魂妖妇有天然的联系。

于是,民众见到这样的妇女,开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后来发展到群情汹汹,南京街头,行人动辄被饱以老拳。一个女人仅仅因为看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因有一面之缘,便对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误以为是摄魂妖妇,于是众人一拥上前,扭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

社会秩序如此混乱,人们心理紧张到没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象力却前所未有得活跃。一个玻璃瓶、几张纸、一个微笑,或一句言语,都会引发他们的敏感情绪,进而导致暴力行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乱谋利。市民邓荣福经过马马氏家门前,向她问路。孰料,马马氏高声喊叫,说他为摄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围住邓荣福殴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携带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乱抢走。纱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读成文玉,到城南书店买书,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许是她买到了想要的书籍,脸上挂着高兴的神情。于是,有一个妇女突然指她是摄魂的。可怜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抢走了。

一向循规蹈矩的底层民众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指责别人是摄魂者,成了最有效的报复手段。面店老板娘发现自己的幼女被吃面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声喊叫,说他是摄魂人,于是不用亲自动手,其他顾客便蜂拥而上,为她出了一口恶气。

媒体为此忧心忡忡。4月20日《京报》发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摄魂把戏》。这位怎不愁氏描绘了南京可能出现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闭户,柴米油盐,无人挑卖,几十万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几天前,《京报》就发出“妖妇摄取魂魄耶,流行病之传染耶”这样的质问。《京报》记者说,如今春气和暖儿,南京人一向不讲求卫生,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证实了《京报》记者的猜测。教育局发布了七字韵语布告,解释妖妇摄魂纯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它的流传,实际上是由于“反动分子”的“乱凑趣”和“时疫”流行,他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卫生健康。

首都卫戍司令部也发出辟谣报告,指谣言是潜伏的敌探、共党和地痞流氓等人编造的,目的是扰乱后方秩序。从1927年以来,时局动荡,南京始终是一个漩涡中心。所以,才会出现阴兵助阵这样的谣言。毫无疑问,国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里的敌对势力,树立政府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多管齐下

4月17日下午两点,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孙伯文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当天上午,公安局已经发出了辟谣警示,针对连日来民众“聚殴六婆,时伤行旅”的混乱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来办,“民众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审判之地”。对于那些已经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讯取供词,转送地方法院依法讯办。同时,也通令各区警署严密查拿在案的逃犯等。

下午的研讨会可谓是谣言传播以来最有效的一次行动。农、工、商、妇女团体,公安局各区官佐、新闻媒体,共50多人,从生理学、心理学的维度探讨防治谣言之法。根据医生诊断,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传染病“拉麻症”(可能是脑腹炎一类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这个背景下,东门一带孩童染病死亡这一偶然巧合,配合学龄儿童调查这一契机,谣言得以讹传蔓延。

整个南京被动员起来了。各界自发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公开辟谣,以正视听。市长何民魂也于次日下午向公安局职员训话,要求扩大民众的知情权,把涉及谣言的几十起案件审讯详情公开。19日下午,他又在第一通俗图书馆召集南京64个团体谈话。详细解说摄魂谣言的种种,请各团体向亲朋好友宣传,详为解释。自然,他也痛诋“地痞流氓、孙传芳党羽、共产党徒”从中鼓弄。当天,南京市市政府也发布了政府布告,解释摄魂谣言,公布了对市民扭送公安局的“妖妇”的审讯结果,证明所谓摄魂之事皆为子虚乌有。若市民私自殴打行人,也将受到惩罚。

很快,就有人充当了政府的“宣传工具”。20日下午,一个叫康泉生的人到下关永宁街一家肉档买肉,被陈姓屠户指认为摄魂人。结果,康泉生被殴打致伤。岗警把两人带到下关区第二分署。署员的处理结果是,罚陈屠户赔偿康泉生被撕破的衣服和医药费,原本要严办他,后经下关总工会办事处主任出面说项,这才作罢。最后,陈屠户被要求雇了一辆马车送康泉生回家。他还要披红插花,沿途燃放爆竹。

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教育局乘机拟定了五条辟谣标语,广为宣扬:(一)莫信妖人摄魂的谣言;(二)严防反动分子鼓动邪说;(三)邪说是煽惑人心的;(四)只有疾病能死人,邪术是不能死人的;(五)破除迷信,消灭邪说。

于是,在各职能部门的努力下,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妖术恐慌渐渐平息下来。

这起摄魂事件无意中也推动着政府建设新南京的步子。4月24日内政部长薛笃弼根据各国成例,拟定了《扫除法》草案十条,保持南京市的卫生清洁和市容整洁。南京市特别市政府也推动发起了5月1日至3日连续三天的“卫生运动”,鼓励市民自发打扫街道,对公共厕所进行消毒,参观卫生陈列等。卫生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卫生程度之高下,一国强弱可推知之。

国民党政府在处理摄魂恐慌这一社会危机时,与社会各领域在动态的配合过程中,重构公民和社会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范围内确立起来。这可是寻常政治运作都难以实现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而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渐渐趋于平缓的时候,摄魂谣言却在上海、镇江、扬州、无锡、常熟等地再度复生,尤以乡村为盛。谣言说中山陵即将竣工,需要1500名阴兵把守。甚至安徽无为县的父母也给自家小孩挂上了红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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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秋水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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