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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清政府与士绅的利益分歧不可调和

2011年09月28日 09:2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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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到了这一步,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要解决这样的矛盾,或者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武力,用武力让中间阶层屈服;或者中间阶层借某一次风波彻底抛弃这个政府,另起炉灶。

1909年慈禧出殡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稿

惟日本远师汉制,近采欧风,其民有畏神服教之心,其治有画一整齐之象,万机虽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亲裁。盖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央集权之主义,其政俗尤与我相近,故以此所辑各书,以日本为最详,并采英法比三国制度以资参镜。——《进呈编译各国政治书籍折》

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中国)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彼曰立宪,我亦张皇其说曰立宪立宪,是犹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施以猛烈之剂,奚其可?”——刘汝骥奏请张君权折

1909年,中国政坛出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军机大臣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名义开缺回原籍养病。

第二件事,一贯仇视立宪的铁良被免去禁卫军训练大臣的职务。(次年2月免去陆军部尚书职务,8月外放南京,担任江宁将军)

第三件事,全国各省(除新疆外)各省谘议局开始民选议员,并召开首届常会。

前两件事,袁世凯去职通常是被看做载沣欲为哥哥(光绪皇帝)报仇的举措;而后一件事多数人是把它解读成清政府高层之间的争斗。而后面一件事,本是清政府信守承诺的象征,但事实上却是掀起全国请求立即立宪的序幕。

可这三件事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三件事是中央与地方为了“立宪”所做的准备工作。

先说第一件事,袁世凯被载沣以足疾名义开缺回原籍。

首先,载沣、载涛、载泽以及良弼为代表的满人少壮派除了载涛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出过国。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下半期,正是列国纷争和强权盛行的帝国主义时代,也是欧洲霸权从广度和深度向世界的扩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欧美甚嚣尘上。那些后起的欧洲国家诸如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和崛起本身都是通过血与火的战争来实现的,其外交政策更是奉行赤裸裸的“争夺阳光下地盘”的扩张政策。

即使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对待自由民主的态度上,也采取着双重标准:在国内基本上推行自由民主政体,但对外特别是对非欧洲国家则无视起源于欧洲的国际法标准和当地人民希望保持民族独立的意愿,用武力强行推行其殖民统治,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优等的白色人种统治劣等有色人种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强权和暴力。其后的大独裁者诸如墨索里尼、希特勒就是出生于这一时代。

此时,东亚国家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切身体会到的也并非是民主自由政体的优越性,而首先是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法则。东亚国家近代以后的第一部宪法“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也以具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德国宪法为蓝本。

当然,载沣等人未必清楚明白的知道这一点;但是相信他们应该模模糊糊感觉到了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的崛起中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因此,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就是准备开始建立一个拥有权力的中央政府。正如之前,慈禧让袁世凯练新军借机收回咸丰朝后日益下放的军权是一样的。

而且事实上,从1901年新政开始,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一直进行的改革归结到底就是逐步收回之前下放到地方的军权、财权、人事权。1909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载沣等人任用了大量的私人,从一个方面讲也就是中央政府“集权”改革奏效的一个体现。而袁世凯开缺回原籍后,北洋新军没有一个将领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也是中央政府“集权”成功的一个表现。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载沣 袁世凯 铁良 辛亥100周年 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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