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日本：扶持中国反清势力后又打压中国革命

2011年09月25日 15:1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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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维新派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的笼络更是不遗余力，戊戌变法之前，日本就通过各种途径与康梁交好。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是被日本政府以国宾身份从香港迎接到东京的，而梁启超根本就躲在日本使馆里，后来又乘日本海军军舰从天津到了日本。

不过历史就是这么诡异，中国改革的不幸，却是中国革命的幸运。因戊戌变法失败，日本政府想在清政府内部扶持亲日势力的图谋遭受重挫，不得不掉过头来，重新重视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来。

1899年，在代表日本政府的宫崎滔天与平山周等人的奔走下，成立了以三合会、哥老会为基石的兴汉会，并且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尽管兴汉会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康有为回港后，哥老会等帮会领袖立即倒戈），但是这却奠定了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

革命后反而成为清政府的同盟

然而，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日本对华政策又有重大变化，在对待清政府与革命党上又出现了180度转弯，不再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而孙中山从1902年赴越南，直到1905年7月才再次回到日本重组同盟会，则是日本政策的具体表现。此时与孙中山依旧保持来往的日本政要仅犬养毅一人而已。

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1900年义和团事件，清政府虚弱的本质已经完全被日本政府看穿，日本政府此时已经毫不担心中国这头“睡狮”有可能梦醒的一天。日本关心的已经是如何在瓜分中国的这场盛宴中分得更多的份额。

当时的日本仅仅只是一个新兴列强，即使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这一地位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说，以日本的国力并不足以独霸中国。那么，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同时防止其他列强在华摄取过多利益，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新核心。

所以当1907年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刻驱逐孙中山离境时，日本政府马上表示配合，取消了对孙中山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庇护。而后更在1908年配合清政府的要求，查封了同盟会会刊《民报》。

不但如此，日本政界、学界纷纷对晚清改革出谋划策。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就很明确地向清政府高层提出了立宪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

而1909年，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清政府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真诚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此时，日本政府最怕的，就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即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依旧坚定地站在清政府一边。先是拒绝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请求（日本政府只愿意孙中山秘密到访，被孙中山拒绝），而后更在1911年10月23日由日本商行出面，卖给清政府一批价值270万日元的武器。非但如此，日本驻华公使还以“日英同盟”为名，在北京要求外交使节团依旧认定清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

作为当时日本政府真正的控制者，明治元老山县有朋一面企图通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内田良平影响革命党人，让他们放弃共和民主制，实施君主立宪并与清政府妥协，一面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准备出兵中国，以武力帮助维持清政府的统治。

到了1912年1月，山县有朋更是明确呼吁日本政府出兵中国东北，帮助清政府“迁都”。换言之，“满洲国”的设想并非源于1931年，而是源自1912年。当然，日本政府这些图谋，都在英美列强的反对下作罢。

其实无论支持革命党还是清政府，日本在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削弱中国。正如山县有朋所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