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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 将读书人和士绅推向革命

2011年09月24日 14:3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凤凰网历史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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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

凤凰网历史专稿,本报记者:蔡信,本版编辑:官君策

若将晚清“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

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武举,走出了废除科举制度的第一步。

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但是在舆论普遍赞扬的同时,废除科举制度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

首先,废除了科举,等于是废除了读书人阶层的“中国梦”,传统的平民上升孔道被关闭了。尽管因为名额有限,科举考试中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到废科举之前的几年已发生一些变化。对于当年那些考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这类改变,对读书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科举制废除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习惯了新体制的今人,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一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对当年所有怀揣“中国梦”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是这一群体。

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导致读书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转变。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另外,对于士绅们来说,废科举以后,他们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苏抚程德全在考察苏常情况时就感叹,“惟查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绅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士风日下,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的当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公与绅不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从传统官僚队伍中剥离出来;而预备立宪,又为士绅提供了一个扩张政治势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舞台。

当然,废除科举后日子还要继续,人也还是要寻找出路。于是我们能非常明显的看到1905年以后留学海外的人数暴涨。

然后留学生人生暴涨所带来的就是留学生素质的不断下降,以留学日本为例:日本《太阳》月刊社论说:“本年进士考试,日本留学生成绩极劣,竟无一人及第,此一事实,岂止关系日本教育留学生之体面?(其成绩不佳原因,系由于学生不精励于学问,无普通学之素养,并以习速成为主旨等所致?”

1906年1月10日,驻日公使杨枢对于留日学生的素质,在其报告中说“在东洋留学生多至八千余人,挟利禄功名之见而来,务为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学而去,无补文明。”

而对于那些没钱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费的知识分子而言,加入新军也是一个选择。

事实上早在1902年,张之洞就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1905年以后湖北新军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但是,这些有“文化”的军官对此并不感激,反而视此为贱业。心中充满了对政府的不满。

总之科举的废除不仅导致士子人心的涣散,且由于损害到其具体利益,使他们生出挫折与不满心理,这必然会摧毁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清末立宪本有“固结民心,保全邦本”之目的,然而废除科举却首先离散了士子之心,欲实现“朝野一气”怕也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科举废除与留学运动,意味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诸多旧式知识分子的内心固然充满了无奈的怨恨,而新式知识分子也“在感情与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形成为对政府的巨大威胁。

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

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也好,新式知识分子也好,都争相当官去了。由此引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知识分子在科举时代,通过科考而入仕做官,成为君下面的臣。而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就变成各级政府的官。

民国以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在一次聚会中说了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

“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责任编辑:官君策] 标签:辛亥 科举 知识分子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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