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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新政“万税” 政府丢尽底层民众支持

2011年09月23日 22:0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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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膏“统捐”的由来与晚清厘金制度和税章混乱有关。至于土膏“统捐”,简单来说就是把之前多次重复征收的税费变为一次性征收。这样做减少了流通环节的损耗,非常有利于商品流通。因此,湖广才一开征收益就超出了之间预计的30%。而后湖广总督张之洞把这项政策扩大到了湘、鄂、赣、皖四省,与此同时,两广也在进行统一土膏捐税的行为,收益同样令地方官员满意。

而铁良的建议无非就是打通两广和苏闽四省,把之前的四省土膏捐税变为八省捐税。但之所以地方督抚无论满汉都不惧清政府中央拿下魏光焘的事实,群起与中央争辩;原因在于,铁良要把捐税的收入收归中央。

铁良的办法是“此项收款均照二十九年收数作为各省定额,由宜局合收分解,溢收之数零款存储,听候拨用。如此,则商民可免沿途苛累,于各省进项亦复无损丝毫,而国家有此进款似于大局不无裨益……”。也就是说把各省本来可以不断增长的收入变成了定额税,而且还以各省才开始办土膏捐税统一,成绩不显的1902年为定额。

众所周知,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中央政府与地方在税收上一直是地方给中央一个固定款数,而结余则归地方督抚自行支配。但是在庚子国变后,各省要分担庚子赔款,(以湖北为例。它承担的庚子赔款数额为每年120万两)。外国商品几乎等于免税,地方财源相当枯竭。而土膏捐税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则是一笔可以不断上涨的活钱。按照当时外国公使的统计,八省土膏捐税数额达1700万两—6700万两白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估计每年为4500万两。

本来这笔钱是地方拿大头的,但铁良建议把八省土膏捐税收归中央后,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八省土膏统捐)的根本原则厥为土药税收悉由北京的中央政府从省当局拿走,并由中央承办。各省收到相当的固定款数,中央则获得其结余,而不是像中国的通则那样,中央政府仅从各省收受一固定款数。”(英国驻宜昌领事馆员H.A.Ottewill)这笔钱大部分被中央拿走。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督抚软磨硬抗反对铁良“八省土膏捐税收归中央”的提议了。根据统计,明确上奏折反对的除了张之洞外,还有湖北巡抚端方、云南巡抚李经羲、两广总督岑春煊、四川总督锡良等人。

当然,经过中央与地方几次博弈,以及中央对地方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后,最后土膏捐税还是收归了中央。清政府也终于掌握到了一笔巨额款项。

1904年铁良南下与地方争财源,表面看是中央搜刮地方,深层次原因是新政实在太花钱了。

清末推行新政的时机并不算好,仅“庚子国变”所闹下的巨额赔款,已足以令清廷喘不过气来。但是,在“不变亦亡、亡国亡种”的压力下,清廷为推行新政,也只能以“赤字财政”作为代价。

据周育民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的统计,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当年赤字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后一年(1911年)的预算收入为29696万两,预计支出为33865万两,当年的预计赤字就高达4000万两,如果加上历年的累积赤字,几乎占到了当年预算收入的一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财政收入有了极大幅度的增长,但支出的数额却更大。

随着清末各项新政的逐次铺开,财政支出的日益扩大,整个帝国的财政情况仍不容乐观。在清末十年中,中央财政赤字已经是见惯不怪,各省财政状况也大多是出大于入,譬如1909年,奉天(今沈阳)岁入580万两、岁出940万两;吉林岁入180余万两、岁出450万两;黑龙江岁入90万两、岁出200万两;山东每年亏空150余万两等。在财政匮乏的各省中,支大于收在百万两以上的有贵州、江苏、安徽、福建、广西、湖南、云南、江西、湖北、四川十省(彭雨新:《辛亥革命前清王朝财政的崩溃》)。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得各省督抚们在谈及财政问题时无不摇头叹息,“支绌”二字几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清廷及地方各省为推行新政而征敛无度,进而导致民生日困,清末山西巨人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对本省滥增税费的情况大发感慨:“阅邸报及晋报,当时要政只以富强为尚,而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搜刮财利,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不一而足,民心离散,并不顾虑”(1902年12月9日);“现在捐款甚多,广东捐及妓院,谓之保良捐,广西捐及赌局捐。”

而为了筹集新政所需资金,各种捐税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可说是多如牛毛。使民众不仅未能从新政中得到任何实惠,反倒饱受其苦。由于清末“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菏泽而渔。”这样导致“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

正如时论所道:“夫今日上官之督责文书,以责成其僚属也,但曰举办新政;僚属之奔走喘汗,以报最于上官也,但曰举办新政。考成所关,悉在于是。敝精费神,曾无实效。涂泽粉饰,上下相蒙,而吏治之清浊,民生之舒惨,置之不复过问。不肖之吏,且假非驴非马之新政,以肆其狼贪羊狠之私谋,驱其民而纳之罟攫陷阱之中,以至激成大变,则饰说以欺蒙上官,巧辞以自为解免。即得处分,罢官而止矣;钻营夤缘,旋即开复。”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晚清 铁良 南下 财政 鸦片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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