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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殉职记者的“罪与罚”

2010年12月26日 08:43
来源:翻阅日历 作者:翻阅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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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的舆论

沈荩的惨案被《大公报》等报纸公开后,还引起全国性的排满风潮。

据《大公报》的报道,在一次慈禧接见各国公使夫人,谈到沈荩案件的时候,“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并表示在以后追拿各种罪犯的时候,“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

当慈禧表示“悔意”讨好国外公使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的残酷杖刑,已经为反清、排满的革命者提供了最好的鼓动材料。即使她再强调“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反对之声已经群起。

《湖北学生界》在报道沈荩案时发表按语:“沈荩之死,我目不知何为而肿,我肝不知何为而裂。犬羊贱族敢将我汉人惨杀乃尔,我中国之稍有同胞观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报此仇哉!”

在上海,更是有数百人出席追悼沈荩的大会,会上宣读的《祭沈草文》已经成为排满的檄文,号召人们“犁清廷,复九世之仇”。

慈禧不知道的是,晚清的中国,不仅仅有政府,还有大量的报纸。在一个有独立报纸的年代,政府已经很难操控舆论,实行“愚民政策”。

1902年《大公报》创办时就宣称,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对照《大公报》在“沈荩案”中的表现,也确实做到了“大公之心”“扬正抑邪”——《大公报》连续发表7篇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为舆论获取了更大的空间,也为媒体树立了一个典范。

媒体的宣传,让当时的许多人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权利叫做言论权。所以,当时有报纸评论道:“沈荩之死,震动人心比俄日开战还要厉害。”这一次“因言获罪”的案件,在媒体和民众的交互影响下,继续放大。

《苏报》案得“庇佑”

几乎和沈荩被抓同一时刻,在上海租界出版的《苏报》,也严重地得罪了晚清政府,但结局却大不相同。

《苏报》由章士钊担任主笔,章太炎等革命分子都是作者,一向宣传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除了宣传邹容的《革命军》外,章太炎的一篇文章还闯了个更大的祸,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指责他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

这样明目张胆的“挑衅”,让清政府受不了。清政府要求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并逮捕《苏报》诸人,但租界方面拒绝。后来,清政府一再交涉,并以“中国政府”名义到会审公廨控告《苏报》。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租界拘捕了章太炎和邹容,随后又查封了《苏报》。

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胆敢骂皇上是“小丑”,肯定是死罪难逃。

不过,由于《苏报》案的审判发生在沈荩案之后,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当清政府准备重判的消息一传出,外界的批判就汹涌而至:

“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会像中国政府这样会不经过审判,就对诽谤和革命言论者处以死刑。”

“中国政府不是一个文明的政府,它的腐败臭名昭著。”

“我们的治外法权就是承认这样的事实:中国的法律和司法系统仍是野蛮的,这在苏报案中也极其重要。”

当时的情形比较特殊: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几年,外国人对清政府还是余怒未消,加上沈荩未经审讯就被残忍处死的新闻,被英文版的《字林西报》大加报道,更是让租界的外国人不满。

当清政府想到租界要人,处以极刑的时候,租界媒体上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言论,《字林西报》就露骨地说:中国政府是尽人皆知的野蛮政府,对这样的政府不能再讲主权,对待这样的政府,强权总是正确的,这有利于这个国家的改革和进步。

根据上海道与驻沪各领事订立的《上海租界权限章程》,作为原告的清政府应在租界控告《苏报》,由租界公堂审讯,章太炎等人不能引渡到租界之外的地方。

最终,清政府只能屈服。这场判决在租界的会审公廨进行,诉讼者就是清政府。经过几次斗争,初审时判决他们终身监禁,以后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三年、邹容二年徒刑。

可以说,沈荩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后面更为宽容的言论空间。

可也有人这样解释,沈荩之所以被处死,很大原因就是因苏报案抓人审人的事,让清政府大丢面子,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也为了发泄心中郁积的不满,清政府才把满腔怒火撒到了沈荩的身上——沈荩,是受到了《苏报》案的牵连。

不管如何,此后的租界成了晚清的相对拥有新闻自由的区域,上海的言论界、出版界都集中到了租界。清政府把言论彻底赶到了自己难以控制的租界中,也间接地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麻烦。

[责任编辑:官君策] 标签:沈荩 苏报 大公报 革命党 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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