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也切忌用一个单一的面向去观察一个人物，宋子文也罢、孔祥熙也罢、蒋介石也罢，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认为蒋介石是万恶之源，其实现在看来跟历史未必能够吻合，比如说抗战，蒋就非常坚持抗战，这个确实是历史事实。

汪朝光（资料图）

编者按：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民国史专家汪朝光在朝阳图书馆，做客《季我努沙龙》（凤凰网历史频道与季我努学社联办），以“抗战时期的蒋宋孔关系”为主题为百位听众做了一场讲座，他对剪不断理还乱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蒋宋孔档案都珍藏在美国胡佛档案馆

我在今天主要谈的是抗战这一段时期的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的关系。抗战是相对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个阶段中三个人的关系有许多的纠结之处，所以值得我们去观察、去思考。我们也知道蒋介石是1927年登台之后，一直是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袖，但是因为他在刚登台以后，当然了还没有建立他最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是在抗战时期开始才得以最终确立的。那么宋子文、孔祥熙也长期在国民党担任高官，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曾经有一度连国民党内部都对这件事有一点不满，说你看蒋先生用人怎么用来用去，不是用宋子文就是用孔祥熙，那么我们国民党内有没有人了吗？难道就没有第四个人可以用吗？可见他们这种密切的关系不是说外部事件，就是国民党内部，就是蒋身边许多的亲戚中间也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以抗战时期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来观察一下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究竟怎么样影响到中国政治的发展或者政治的走向。

我们也知道最近几年以来随着历史资料大规模的开放，给我们做这样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蒋介石个人的材料和一些档案基本都开放了，他的主要的个人档案跟政治有关或者跟他的决策有关的，基本上藏在台湾的博世馆，那么最近若干年也基本都开放了，而且据此编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文献。另外对研究蒋介石非常有作用的就是蒋介石自己写的日记，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可以说孜孜不倦，每天都在写日记，那么这个日记后来被蒋家的后人暂时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现在也对外界开放，只是说你不能复印，也不能用电脑，只能用手抄。后来有一度说这个日记经过台湾中研院的整理，有一度已经是可以出版了，这样的话对学者的研究就非常有帮助，只是因为蒋家后人之间的纠葛，你看这又跟所谓人际关系牵在一起，因为蒋家后人的纠葛，只有所有蒋家后人，哪怕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就不能公开出版，所以这点后来只能叫停。

宋子文，他后来因为在1949年以后基本上就定居在美国，他回台湾很少的几次。他1971年在美国去世，后来就把他个人的文献资料也是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这个资料其实非常丰富，因为现在已经全部对学者开放了。最近几年以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正在和胡佛档案馆联手宋子文档案的开发工作，现在已经整理了一部分，已经公开出版了，抗战时期宋子文的往来电报，还在继续做。

孔祥熙，后来也定居在美国，只是他后来回了台湾，当然他的后人很多都在美国。孔祥熙去世之后，他的需要个人档案、个人保管的文献都藏在他们家美国纽约长岛房子的地下室。孔祥熙的后人不会中文，也看不懂，也不知道这些材料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就藏在地下室里几十年都没有管，都没有人知道。大概是前年他的后人做了一个决定，把所有的材料捐给胡佛档案馆，当然胡佛档案馆现在正在整理之中，也开放了，但是还没有全部开放。

所以人家后来开玩笑说，我们原来说四大家族，现在是蒋宋孔陈，蒋宋孔的资料都聚集在胡佛档案馆。陈立夫的个人历史口述资料和相关回忆村在美国东海岸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四大家族都在美国会合了，这也挺有意思的。

宋子文桀骜不驯与蒋介石关系紧张

那么我们言归正题，跟大家报告一下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关系，以及一些背后运转的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先说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蒋宋之间早就认识，因为宋美龄、因为宋庆龄或者因为宋霭龄等等，他们其实早就认识，而宋子文也早就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在北伐时期宋子文已经崭露头角了，在广东革命政府也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地位。但是说起来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广东的时候，宋子文在国民党内属于左派，而蒋介石一般认为是属于中派，而且当然是属于右派，发动反共政变。在蒋介石发动南京四一·二政变时，宋子文还在武汉，那时候武汉还是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还属于左派政府。而宋子文跟宋庆龄的关系非常之好，所以有一度因为这个原因蒋宋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受到一点应该，因为从这个角度观察你可以发现，其实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最初这种政府关系就有一点疙疙瘩瘩之处，当然最后宋子文经过反思也罢、思考也罢、痛苦也罢、最后他还是选择了靠近蒋介石，而跟宋庆龄这一帮关系就越来越远，但是他还是跟宋庆龄维持了不错的个人关系。因为在1928年以后，可以说宋子文就完全投向蒋介石阵营，在国民党内部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财务高官，比如说中国银行任职，在财政部任职，最后在行政院任职等等。

这样的话还是跟蒋有越来越多的政治上的关系，他也是蒋介石政治上的一个下属，蒋介石是一个领袖人物。但是这一段关系在1930年的早期，1932、1933年以后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为什么出现这样明显的变化，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在致力于剿共，剿共就需要花钱，花钱就需要通过宋子文，宋子文是国民党的财政大管家，担任财政部长，他就需要经过宋子文。我们知道蒋宋之间，虽然出身国民党的高官，但是他们个人的修养、个人的文化背景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季我努学社出版刊物

季我努学社：学社2011年7月成立，以“讴歌中华民族脊梁，揭露日本战争暴行，为国内的二战史研究积累史料”为宗旨，以“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态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抗战史的史料整理工作。出版《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辛亥革命》（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刺客：民国刺杀大案》等书，开辟专栏8个，发文数百篇。

蒋出生在一个平常家庭里，早年父亲去世了，在一个孤儿寡母的家庭里成长起来，可能受人欺负，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大背景之下，孤儿寡母经常会受人欺负的，因此蒋就养成了比较倔强、比较反叛的心理，然后他成年之后就日本留学学的是军事，又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武的这一套道路。那么宋子文应该说他的家庭出身相当不错，从小就在美国受的教育，非常习惯于美式西方文化这一套路数，宋子文英语说的非常流利，我都怀疑他的英文说的比中文更好，因为他的做派就非常西化。

宋子文在西式文化背景下长大，讲究的是这一套西式做派，就是说什么事我们说事，说完了这件事就完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讲规则。蒋这个人就是中国传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又是武人出身，因此他就不太讲这一套西方规则。我让你办一件事，跟你说一下或者给你派一个条，你是不是就办了，宋子文就觉得光这样不行，你得有一套程序，西方讲程序，这样两个就会经常发生冲突，这样一种冲突到1932年前后就非常严重，因为蒋要花钱，仅仅是花买武器的钱，花军费的钱，还有许多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比如说收买地方军人，收买地方军阀来做这样的事情。以前其实就有这样的说法，也有这样的研究，在蒋的日记公布之后你就会发现，特别明显，就非常诚实的以前这样的说法，他就是收买，就是开人民的几十万现金买这个军阀，他习惯于做这样的事情。宋子文觉得这么做下去就乱了，这几十万到哪里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你说我相信你，你可以用它收买去了，万一你没用它收买，万一你这个手拿着进入那个口袋了，这里面就会有问题，因此宋子文对这种事总是有点不情不愿，总是觉得咱们要按规矩办，但蒋介石偏偏又不愿意按他那一套西式规矩办，你看这个时候所谓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就会发现明显的冲突。

最后这个矛盾就发展到宋子文彻底在政治上闹翻，他毕竟是一个阵营里的人，最后宋子文一气之下只好说那我不干了，你换别人干。他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因为他不可能和他公开的在政治上成为反对派，但是他也觉得实在不愿意你批个条我就给你几十万等等，所以发展到1933年，这两人的关系确实就闹僵了，宋子文就辞职了，蒋居然也没有挽留，辞就辞吧，这样的人辞了最好，因为你不能办事，我要你何用，所以宋子文在1933年辞职了，这一辞职居然就有了七八年的赋闲，严格说你作为一个政治家，其实挺痛苦的，因为一个政治家毕竟是以政治为他的生命，毕竟天天玩的就是政治，这是我个人的分享，结果宋子文也许有点撒娇的意思，好你不是这样，实在逼我，逼我辞了，没想到蒋也不挽留，辞就辞吧，一旦真辞了，毕竟是蒋说了算，宋子文内心再怎么不满，也没辙了。

所以我们说蒋宋孔陈，你就会发现孔和陈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实际的领导职位上，偏偏宋子文有七八年的时间已经跟领导职位没关了，我们知道是讲究层级的，你再有才干、你再有抱负，你不在这个领导职位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施展你的抱负，你就没有发言权了。因此宋子文就赋闲，除了当了几个银行的理事之外，基本上无事可做。他在国民大队当然还有他的影响力，包括他的有个突出的表现就是1939年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和宋美龄两个人授命飞往西安调解，成功地最后跟中共谈判，跟张学良谈判、杨虎城谈判，把蒋介石成功的带回了南京，没有出什么事。但是即便这样一件事，蒋也是对他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件事，也没有从根本上蒋从宋某种程度上的个人的不信任。

所以你看西安事变以后，其实蒋跟宋，你看宋个人的材料，其实他是觉得你看我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了，我是不是可以复出了，他跟蒋写的信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暗示或者明示，但是蒋就是觉得不行，还需要考验。以前宋蒋来说留下了非常恶劣或者是非常痛苦的印象，觉得宋这个人桀骜不驯，未必能听他的话，即便有这样一个表现，他复出之后能不能听话还仍然是个问题，所以即便有西安事变这件事，蒋宋关系没能在根本上缓解。

宋为政府做出大贡献但得不到蒋信任

蒋宋关系环节后来是一个什么契机，主要是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外国对中国来说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外国的援助，那外部的援助当时基本上就两个渠道，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但是美国出于总统的原因，在中日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美国其实是比较持中立态度，当时美国在外国上并不活跃、并不主动，美国在长期外国上是持一种孤立主义的立场的，在上上个世纪的末美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老大，但是它在外国上相当韬光养晦的，基本上没有卷入世界政治，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加一战，才算是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但是既然如此一战之后美国仍然没有太多的，不像英国好像是世界的领袖一样，美国其实不怎么太多的介入世界政治，大概只有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才可以咄咄逼人的成为世界领袖，才开始到处伸手了。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才能从美国争取到援助，因为它毕竟是经济强国，毕竟它有非常大的实力，这个时候才想到需要利用宋子文了，需要起用宋子文了，为什么呢？因为宋子文确实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宋子文确实会知道美国人怎么想的，美国人怎么做，因为他在美国受过教育，他和美国有非常深的关系，无论是官方关系还是个人关系，包括他的作风。

所以抗日战争期间蒋的对美外交，你会发现他其实挺成功的，他用宋子文争取美元，他后来派宋美龄去美国争取外国援助，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做演讲，一口非常流利的美式英语，说的美国国会议员各个受感动。

宋子文就通过这个成功的谈成了好几笔美元贷款，这个对当时的中国抗战确实是雪中送炭，要知道当时中国非常之困难，一直到二战爆发之后，美国才开始大规模援华，因为那时候美国已经参战了，美国和日本已经是敌人了，在这之前有三四年的时间，除了一开始苏联给了中国相当规模的支援之外，中国得到的外援非常少，真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宋子文成功的运用他个人的才干替国民政府，也就是替中国在美国得到了相当大的援助。这个使蒋介石很感动，觉得在关键时刻宋子文还是表现了他的才干，这个是从宋的这一边就开始给蒋发各种电报、写各种信，一方面是汇报他的争取美元过程中的辛苦，不容易，多少有一点表功之意。另外再一个暗示或者明示，那意思你看我谈判，我谈判得有个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总得给我一个名分，这个我觉得他也是合理的，蒋也确实考虑到了，但是为什么蒋迟迟没有给他一个名分，因为蒋毕竟是领袖人物，他还有他的考虑，还有多方面的考虑，因为宋子文付出首先就有这个问题，他不是个一般官僚，他是个高官，那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位，原先的职位是不是就得让出来，他能不能让出来，怎么让，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作为领袖不能不考虑。

因此抗战爆发从1937年到1941年，4年时间尽管宋子文做了许多的事情，替中国争取美元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名分，我相信宋子文的内心深处也有他郁闷的地方，他给他亲信一定能感受的出来，意思我为国家做那么多的贡献，始终也没有名分，也不知道蒋先生到底是怎么考虑的等等。其实蒋不是没有考虑，蒋确实有考虑，蒋主要是考虑他如果复出，首先想到跟孔祥熙的关系，因为他们俩负责的方面，包括他们的特长是有相近的地方，因为都是财经。所以蒋也是做出这样一个决断，最后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总算找到了一个机会给了宋子文一个名分，就是让他去当外交部长，原来的外交部长叫郭泰祺，蒋一直对这个郭泰祺非常不满意，这人办事不利索，写文章不会写，写外交部的申请，还要我一个最高领袖给他改稿，蒋也非常不满意，总算找到一个机会把郭泰祺给撤了，让宋子文接郭泰奇当外交部长。

但是蒋宋之间仍然有许多的矛盾，一直有点疙疙瘩瘩，从宋子文下台到他的复出，复出之后又产生种种的矛盾，尽管宋向蒋认错，尽管最后两个人似乎有好了，但是蒋内心里对宋没有真正的信任，没有可以让宋放手的去做，因为他知道宋未必完全听他的。等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和苏联谈判友好条约，根据雅尔塔协定，宋子文当时担任外交部长，而且这时候他又升了一步，接任蒋介石担任行政院的院长，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他去谈中苏友好条约。

但是中苏友好条约是在雅尔塔规定大的框架之下去谈，你很难突破雅尔塔协定，就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个人在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定了一个秘密协定，一开始中国都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这个秘密协定关于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三个月之内出兵，参加对日作战，因为美国觉得对日作战还是需要苏联的参加，否则可能美军牺牲太大，可能美国人当时也没有想到两颗原子弹扔下去日本很快就投降了，如果想到，他未必愿意让苏联的人插手，但是甭管怎样这个协定规定了，但是斯大林多少争取苏联的意见，好你让我出兵我答应，但是你得满足我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作为代价的，首先牺牲的就是中国的利益，比如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其实外蒙古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独立了，但是它至少没有这个名义，我们知道有名义和没有名义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实你也可以说外蒙自古以来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可是你看它分离不就分离了。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国家利益的考虑其实挺冷酷的。斯大林提出外蒙的独立，苏联必须占旅顺港作为我的根据地，中东铁路必须中苏合办，中东铁路是中国东北的铁路干线，在最早沙俄投资，后来就被苏联进行了，可是在1933年苏联已经把它卖给了日本，他得了一笔巨额的资金，等于把中东给卖掉了，你这时候再提出中东铁路说实话真的有点无耻，但是没有办法，他强势，你不是要我参战，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下去签订中苏条约，旅顺要让苏联作为军港，中东铁路要诉讼合办，外蒙独立。

宋子文就觉得这样一个条例一签订，我不就是背上千古骂名，这不就成了不平等条约，这不就成了卖国条约，宋子文这个条约谈成了，但是宋子文坚决的回了国，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回国干什么，回国改组政府，让别人来当外交部长，我不能当了，别人当后来还是他和信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去苏联，第二轮谈判，但是让王世杰去签这个字，意思他不担这个骂名。蒋介石就因为此在日记里大骂宋子文，这个人也太没有担当了，都到这种时刻了，意思马上抗战可能就要结束了，让你签这个条约，蒋介石也知道这个确实是有辱国权，确实是丧权辱国，但是事已至此了，中国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签，你得对领袖有点担当，你没担当，临时临阵逃脱，还让别人去当外交部长，替你去背这个骂名。所以蒋宋之间的关系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去，宋始终是不能每一件事都听蒋的，而蒋要的就是你每一件事尤其在关键时刻你得听我的，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一直这么疙疙瘩瘩。这就是抗战时期蒋宋之间的这一段关系。

蒋孔关系：孔对蒋百依百顺二人私交好

我们再谈一下蒋孔之间的关系，就是蒋介石和孔祥熙之间的关系。孔祥熙也是很早就投身革命事业了，就跟孙中山革命去，因此也是非常迅速的在国民党内崛起，到国民党登台之后，他也担任了国民党高官，也是跟宋子文一样当过银行的总裁、当过财政部长、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和院长。但是蒋孔关系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孔这个人确实是对蒋百依百顺，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说开条领五十万，我恨不得要给你六十万，这个就很有意思。其实说起来孔也是在美国留学，其实他也受过美式教育，但是孔出生在山西的票号之家，基本上我觉得孔身上的中国传统的影响远远大于西方的影响

回过头来我们说孔祥熙，孔祥熙在国民党内公认，很多国民党高官日记都说孔祥熙庸碌无为，没有宋子文那么能干，爱财、贪污腐败。但是妙就妙在尽管如此，国民党高官他们普遍跟孔维持了相对不错的个人关系，而对于宋他就是没有这种亲近的个人关系。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孔这个人会做人，确实会拉各种关系，因此他跟蒋其实还真是不像宋，孔跟蒋之间没有那么多的个人矛盾，所以你看蒋日记里对宋永远是一个骂字，你都会觉得蒋宋不是一家，他在日记里骂宋刻薄，假如说我们再打个引号就是恶毒，你都很难想象，如果用蒋日记来评价宋子文，你就觉得宋子文这个人还不堪。这种人怎么当高官，自私、心眼狭窄、不顾大局等等，总而言之很少有好词。可是对孔，蒋就很说有坏词在日记里，你就会看出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蒋在日记里对孔基本上是用的词都比较正面，偶尔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用的词也是比较属于恨铁不成钢这一类，就有点可惜对他，但是很少用非常重的话去责备孔祥熙。可见蒋孔关系，从个人关系来说其实是非常之好。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几个因素。第一，孔确实听话，孔不会跟宋那样的桀骜不驯，老是悖领袖的意思，基本上是蒋说什么孔就是什么，尤其那些不合规则的事情，你批个条我就给你多少钱，很多是拿不上台面的事情，孔都做得得心应手。

再有一个因为孔祥熙妻子是宋霭龄，宋霭龄是老大，我们说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宋霭龄在宋氏家族确实有她权威性的一面。这蒋这一边对宋霭龄也不能不有所敬畏、有所关照，再加上宋霭龄讲话处于她的位置，非常恰如其分，蒋也爱听，所以蒋对宋霭龄一向比较尊重。

第三点我觉得蒋孔关系好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孔祥熙的孩子经常在蒋家活动，你要知道蒋介石跟宋美龄是没有小孩的，因此可能有爱孩子的一面，孔家的孩子经常在蒋家活动，互相之间很亲切，我也没有看到文书记载，宋家的小孩到蒋家，没有这样的记载。当然你会在他的日记里看见，他们跟孔家的小孩在一起，作为长辈过年过节的有交往。

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后方出现一次非常公开的反孔风潮，比如说孔家小姐从香港回来，只带狗不带人等等，其实现在证明那是个误传，那狗不是孔家小姐的，但是甭管怎样，那个飞机确实载着孔家小姐从香港飞回来了，飞回来的时候飞机里又确实出来了两只狗，这种情况下哪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去追究这狗到底是飞行员的还是孔二小姐的，一般人总是倾向认为这狗一定是孔家的，你看看这孔家真是太不象话了，所以后方就出现了非常公开的、大规模的反孔风潮。

蒋这个人就觉得孔祥熙不仅不是他的正面财产，反而成了一个负担了，因为孔祥熙再忠心耿耿，但是毕竟蒋要考虑到国民党的大局，考虑到国民党的稳定，孔老是被人批评，老是有人发动公开的导孔风潮，这对国民党的稳定不利，所以蒋也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策划，但是蒋同时又是一个威权领袖，他也有非常倔强的一面，就觉得越是有压力我越是不换，换孔是我的决定，我觉得什么时候换孔就可以换，但是在压力之下换孔就成了我屈服于这个压力了，那轻易不能做，所以他就顶着这个压力就是不换，直到风潮过去之后，蒋才开始逐步逐步实现他的意图，比如先撤掉，因为孔的兼职很多，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或者央行总裁，蒋才一个一个把他的职务慢慢换掉了。

但是在这个中间又出现了贪污案，使蒋确实非常恼火，因为我们知道在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好几次巨额的援助，其中有一次给了五亿美元，这五亿美元在交付中国的过程中间，被孔祥熙和他的手下，上下携手贪污了一千六百万美元。

蒋有他的情报系统，蒋就找孔祥熙谈话，说你看外界都说你贪污，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孔祥熙就矢口否认，我不贪污，外界都是无稽之谈。在蒋的日记里，在1942年抗战结束前七月还是六月，一个星期天天找孔谈话，耳提面命，意思你得担责任，你得把这事处理好，但是孔就坚决不领这个情，无论你怎么跟他谈，威逼利诱，他都说我不贪污。所以蒋实在是无可奈何，在日记里恨恨的写下，原文写孔祥熙自庸之，庸之无可救药。

可是你就发现即便他在这样的时候，蒋对孔仍然是有一种藕断丝连的情感，就是他在这个日记里对孔用的词仍然不像对宋用的那么刻薄，仍然给我的感觉有恨铁不成钢，而不是对宋那么决绝的去职责。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毕竟孔很难交代，对外也很难交代，而且非常影响国民党的形象，所以蒋把孔最后一个职务央行总裁免去了，可是即便如此，以我看来甭管怎样给孔祥熙不说判刑，给个党内处分也应该，开除党籍，留党查看，没有，就孔祥熙犯了这么大的事最后也就是被撤职，而且这个免职还是正常被免职，并不是因为贪污腐败被撤职。

宋孔私交不好 相互攻击相互拆台

第三个方面我们再说一下宋孔之间的关系，我们说的蒋孔、蒋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说说宋孔之间的关系，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虽然都是蒋的下属，但是你仔细观察一下，你从现有的资料来揭示，其实宋孔没有太多的私人关系，我们可以说宋孔之间的关系可能很不好，他们各有各的圈子，孔祥熙有自己的一帮人，有自己的一个班子，宋子文也有自己的一班人，也有自己的一个圈子，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私人关系。看斯坦福的宋子文档案很有意思，而且他们双方之间互相叫板、互相较劲，宋子文这个班底的人就不断打探孔祥熙这边的情报，然后向宋子文汇报孔那边又怎么怎么样了，孔那边又怎么怎么骂宋了，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宋子文看到这情况就很恼火，有时候还跟蒋说一下，意思你看我也没得罪他，他怎么老拿我当回事等等就类似这样的，而孔那边班级的人也不断搜集各种各样宋的情报，去指责宋。所以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按理说他们都是蒋手下的高官，他们和蒋之间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宋孔之间却有非常深的个人矛盾，他们之间很少有特别密切的个人关系。

到1949年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1949年是什么时候，是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了，马上就要失败了，这个时候他不能做到同仇敌忾，他都不能做到全党一致，而且是恶斗不以，很多人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宁愿亡于共产党，也不能亡于党内的其他派，所以你看他的政权已经撤离了南京，撤到广州了，只剩下半壁江山了，为了一个行政院长或者为了一个副院长仍然你争我夺，恶斗不以，所以这也是蒋介石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到了台湾所有这些老人一律弃职闲散，从头开始改造。所以我的意思，从宋孔之间的关系，你就可以发现按理说他们还有亲戚关系，按理说他们都是蒋的下属，按理说国民党最高权益就在蒋、宋、孔三个人之间风水轮流转，可是宋孔居然彼此之间搞情报，彼此之间看不上对方，彼此之间挖墙角，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因为后来孔祥熙被撤职了，在抗战胜利之后孔祥熙基本上没有官方的职位了，类似于早年的宋子文，弃职闲散，很多时候住在美国，这个时候有一度宋子文如日中天，后来对经济处理不当，1947年发生黄金风潮，宋子文又黯然下台，这个时候孔祥熙不是说来安慰他，是落井下石。

你看那一次我早知道让他管不好，那一次要我管还不至于这样，一直到1949年9月还是8月，我在斯坦福看了孔祥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里面还说那一次总结经验，那一次如果不是宋院长这么胡来，那一次我们还不至于这样，要知道孔祥熙负责了七八年的行政院工作，把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将近十亿美元，宋子文一年半就把这十亿美元糟蹋了三分之二，还剩下了大概三亿多美元，再过了一年半，后来这一年半宋子文就不管事了，那已经没有办法了，再过了一年半最后大概还剩下一亿多美元，孔祥熙给蒋介石写这封信，你看我当政的时候那意思给您留下了一笔什么财富，换了宋院长当政就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弄的好就会怎么怎么样，那意思还不至于失败，所以你看到了1949年，国民党即将垮台前夕，孔祥熙还不忘给蒋介石写一封信落井下石，把宋批了一通。但是后来的情况我不知道了，宋和孔两人都住在美国，这两个人之间后来有没有见过面，有没有聊一聊，有没有两个人共同回顾一下当年在大陆执政的历利益得失，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我看的资料基本上都介于1949年以前的时段，所以就是说宋孔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互相攻击的关系，很多人互相拆台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互相支持、互相捧台的关系。

蒋用宋孔没有能力做到“扬长避短”

我们最后如果再来总结一下，其实如果说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这三个人，蒋当然是处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蒋处于一个领袖的地位。宋当然是居于蒋之下，从蒋这个角度出发，他对宋子文和孔祥熙有什么样的长处，有什么样的短处，其实他是一清二楚的，他是完全了解的，但是这又会说到政治的复杂性，尽管他完全了解，但是既然他是独裁领袖，他能不能完全得心应手的去发挥他的长处，而抑制他的短处也未必如此。如果我们从外界观察总觉得一个独裁领袖那就是说一不二，如果他做得好，他确实就可以发挥他的长处或者短处，但是事实上在整个真实的历史其实他还是非常复杂的方面，比如说蒋知道宋的长处，能干、经济管理的不错，外交上有很好，但是蒋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发挥出宋的长处，为什么呀？因为宋不听话，他也会影响他的个人的情感，情感属于个性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治国的理念，因为蒋明知道宋的长处，但是蒋自己就不一定能够完全克制自己的个人感性，因为宋的长处就不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他对宋个人的厌恶，他可能就不能够放手去用宋的长处。同样的道理，也是因为蒋个人的感情，他不能完全克制个人的感情，因此他对孔的短处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又不能完全去遏制孔的短处，其实孔祥熙对国民党统治也有贡献的一面，但是孔祥熙尤其到执政的中后期对国民党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负面的作用，蒋明知道这种负面性，但是也是他个人的感情或者个人的因素，他又不能完全遏制这种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也可想而知，确实有复杂的一面，这个是蒋宋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宋给蒋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个人不听话，这个人总有自己的一套主张，而蒋又非常不喜欢宋的这种个人的表现。而孔给蒋的印象就是他听话，他愿意做他指使做的事情，但是给外界恰恰会经常造成一种不利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蒋对宋也罢、蒋对孔也罢，知道他的长处，也知道他的短处，但是他有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去扬长避短，因此蒋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其实他仍然也是有他的局限性的，没有领袖人物能够做到百分之百，能够随心所欲发挥他的个性的长也罢、短也罢自己的方面。所以在蒋、宋、孔三个关系中，尽管蒋基本上可以控制宋孔的行动，但是蒋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发挥宋孔各自的长处从而抑制他的短处。我们说宋，比如说他能干，宋有没有短处，其实宋也有他的短处，我们谈历史，我们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确实是需要去考虑的，不是说你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发散或者放纵自己的情感，尤其对一个政治家，一定需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也会看见宋子文尽管很能干，但是他确实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不是很好。而孔祥熙尽管没有宋这么能干，尽管贪污腐败，可是国民党内许多高官又跟孔维持了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所以个性，也许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怎么样调试自己的个性，能够适应政治，能够适应政治各方面的要求，也还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作为一个个人，也可能我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感，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就可能很难完全去放纵自己的情感。所以我觉得宋子文在这方面其实是有他的局限性的一面。还有一个影响宋子文跟蒋介石的关系的因素，就是宋子文跟宋庆龄一直维持了一个不错的个人关系，在这个北伐年代宋子文是被视为左派，当时跟宋庆龄的关系相当不错，即便在宋子文投靠了蒋介石阵营之后。

不错的个人关系，可能蒋就不喜欢，这样就会影响到蒋对他的信任、蒋对他的看法，所以在政治的外表之下，有许许多多非常个性化的因素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政治，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面。不过话又说起来，每个人观察的角度和他个人的特点、个性色彩，有很多人对宋子文观察的角度是这个人个性比较傲慢，但是也不尽然，我也看到也有国民党内高官写的回忆或者写的日记，就是说大家都说宋部长傲慢，不是这样，大家都说宋子文怎么样，他的观察就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也有一些其他的看法。所以其实一个政治家也罢，作为一个个人也罢，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有许许多多的面向，也许他的总的方面可能给人感觉一个傲慢的一面，但是也可能某一个具体的事情，恰恰是跟具体的人接触的信息或者他得到的感受不一定如此，所以我们也切忌用一个单一的面向去观察一个人物，宋子文也罢、孔祥熙也罢、蒋介石也罢，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认为蒋介石是万恶之源，其实现在看来跟历史未必能够吻合，比如说抗战，蒋就非常坚持抗战，这个确实是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蒋做得每一件事都好，也不尽然。如果他做得每一件事都好，他也就未必能在中国大陆失败，这里面也仍然有他失败的因素，比如说他治下不严，比如说对贪污腐败不能痛下狠手，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他的弱点，就是他的软肋。所以我觉得观察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要从多面向去观察，人无完人，他可能都有他成功的一面，否则他就做不到这个位置，他就不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同时他一定也有他不足的一面，否则我们就没法解释他以后为什么失败，也许一个多样的、多方面观察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多元化的认识，无论对蒋也罢、对宋也罢、对孔也罢或者对民国历史也罢，最近看电影《1942》，不知道在座的诸位看没看，我在想《1942》其实拍的也挺好，也挺多元化，可是里面有写李培基就挺美化，李培基是当时河南省政府的主席，是河南的主管，这里面写的为民请命，怎么怎么救急，当时我就想既然灾荒发生在河南，河南之省之长，最高民政长官是不是也有他的一份责任，当然文艺可能跟我们不一样，文艺可能最要突出某一方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后人去观察以前的历史，甭管从什么角度，一定应该有个多元化的角度、多元化的思维，我们才能认识一个丰富多样的历史，而切忌用一个单一的看法去观察历史。这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些的民国历史方面，希望大家得到的批评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