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相信，中国人民会得以看到正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毅力及军事和外交战略，阻止了日本在东亚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企图，保护了中国的古老文明，为她未来的快速现代化和在世界事务终恢复威信开拓了一条道路。他敦促并且实现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脱离列强的回归，迫使西方列强终止了不平等条约，除了在雅尔塔会议上被西方盟军赠送给苏联那些权利以外。他还成功让英国和美国承认西藏和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外，他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赢得了一个席位，使中国在其中成为去殖民化的主要倡导者。

陶涵（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美国资深外交官、《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作者陶涵教授文字实录，采访整理：杨超

嘉宾简介：陶涵（Jay Taylor）教授系美国资深外交官。上世纪60年代曾在台北为美国提供政治分析和报告。中美建交后，他曾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此后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蒋介石与现代中国》、《蒋介石传》、《蒋经国传》等书。

孙中山提拔蒋介石因他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凤凰历史：蒋介石的日本老师长冈外史认为蒋能成功的秘诀是“忠诚”，“感恩”，那么这两种特点在蒋介石的生涯中有什么样的体现？

陶涵：蒋介石对孙中山不屈不挠的忠诚起到了很大一部分作用，使他得以被孙提拔到国民党革命军中的强势地位。孙提拔蒋是因为蒋的忠诚和“战争知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是因为这位年轻的浙江军官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派别。1924年，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指挥官，这将开始为他——只用等3年--提供忠实军官和部队单位，这些人都拥护他控制军队并最终控制整个国民党。在黄埔，蒋介石强调效忠中国、革命事业及革命领袖--孙中山。

但同时，黄埔毕业学员很快便组成了一个军官的圈子，忠于他们的“校长”，蒋介石。这些毕业学员构成第一军团以及后来的南京和重庆控制的中央陆军中军官中的大部分。当然，在省级或地方军国主义（军阀）的将军们和在海内外其他军事院校接受训练的许多其他指挥官身上，他没有享受到同样的忠诚度。他面临着非黄埔系军官持续带来的阴谋，并通过以下手段幸存下来：对他们互相挑拨离间，支配位于上海的金融部门，昭示他的不朽奉献50年不动摇以纪念孙中山，并宣传他的爱国、勇敢和诚实的名声，以及他有时较高的知名度。此外，就谁将会取代他这个问题，他的对手内部永远无法达成一致。在台湾，蒋介石可以依赖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忠诚度，即使覆盖不到几乎所有成功抵岛的将领也无妨。那些少数派很快就退休了。在大陆，他对忠诚的重视，阻止了他对解决土地使用权和腐败的问题的大力投入。然而，在台湾，他迅速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两大问题。

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广阔不仅限于军事

凤凰历史：对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多次下野，各方评价历来不一，您在书中认为蒋介石是效仿孙中山不计较个人权位，是以大局为重，为什么？

陶涵：蒋介石，当然，是有野心的，他同时操纵着时局和许多个体，以巩固自己的个人地位。因此，所有领导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是，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首先是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一套务实的方法击败清朝统治，团结全国上下，结束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稳定且和谐的社会。这些目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包括殖民地世界以及西方世界中的受教育人群和年轻人。工业革命，在农业、通信、现代教育和城市化中的科技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其标志在于，既有可怕的混乱，也有显著的进步。虽然在中学之后只接受了三年的军事教育，蒋确实有广阔的战略眼光，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军事眼光。他有些严重的失败，即包括战后阶段他在军事、经济和其他方面制定的灾难性政策，还包括内战。

他是个认真的人。在某些方面——毛泽东认为——是个天真的人，就像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阿Q。但他也有善于分析的头脑，可以合成无数条事实并看到内在动力。孙中山先生对他的战略规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孙去世以后，虽然革命军在面对军阀时寡不敌众，他仍不顾苏联顾问和盟友共产党领导层的反对意见，执意推动北伐。尽管日本发出警告，他仍推进满洲在中央政府（国民党）旗帜下的统一。

1928年西安事变后，他发现日本是中国及其文明的最大威胁。他设计并遵循一个长期计划，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和配套产业，可以在抗日的同时暂时安抚东京的持续索求和入侵--甚至牺牲满洲。十多年（南京十年政权）后，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他同时也认为，如果中国想打败日本，将会需要太平洋主要大国的帮助。只有两种可能--苏联和美国。美国在当时是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其领导人和民众的都不希望与国外战争扯上关系。同时，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清洗之后，苏联已经和蒋介石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支持者。蒋介石和斯大林通过操纵欲使日本更倾向于侵略对方，而不是自己。斯大林赢了，但他现在则想让日本继续圄于中国的泥沼。因此，蒋得到斯大林承诺的大规模物资援助和苏联产有人驾驶战机。蒋介石向苏联独裁者给予的这种援助付出的代价又一部分是承诺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一个全新的统一战线。此后的四年中，蒋继续敦促斯大林直接介入抗日战争。蒋介石知道，如果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战争结束时，苏联红军将很可能占领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给中共带来真正的推动作用。（当然，这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德国战败后，苏联红军最终于1945年袭击了在满洲国的日本人）。

1936年12月，在西安被绑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获得释放，此后以及在随后的形成统一战线的进程中，他人气飙升。因此，获得德国顾问的支持后，他相信中国的全新的现代化军队可以保卫国家，击溃日本。当这个被证明是不现实的时候，他拒绝了发起新一轮停火谈判和向日本让步的要求。相反，他预见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是必要的，势必在长江沿岸掀起惨烈血腥的抵抗--这些经常是由他亲自指挥，使中国人民下定决心来迎接未来漫长而痛苦的拼搏进取。他呼吁并预见到工业厂房里英雄式的解散和熟练工人纷纷溯长江而上或去到内地其他地区。30万难民紧随其后。他下令修筑滇缅公路，并把国库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的20000箱藏品搬到重庆。

罗斯福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造成珍珠港袭击

苏联的援助逐渐减少，蒋介石有四年基本都在独立领导“自由中国”——保卫该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和四分之三的领土。考虑到可怕的挑战，解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都非常稳定。比温斯顿·丘吉尔在伦敦开始执行同样的关键任务早几年的时间，他就试图让美国参与到抗击法西斯的战争。1937年，他预测这样的地缘政治构造板块的转变需要耗时4年--他是对的。但在那天到来之前，他在1939年警告伦敦，斯大林与希特勒将会签署军事条约，除非英国与莫斯科缔结军事同盟。纳粹－苏联条约当然随之而来。1941年的春天，他对罗斯福说，德国将很快攻击其昔日盟友——苏联。当斯大林提前预感到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想让这次对俄罗斯袭击继续下去，但他不希望侵略成功。德国装甲神兵入侵俄罗斯的不久前，蒋请周恩来警告斯大林。同年，蒋介石还预测，苏日和平条约会把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南方，在那里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的民主势力相冲突。最后，在1941年，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合作，说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这一要求带来了对珍珠港袭击。

蒋介石预料到失败提前2年计划撤退台湾

当然，蒋介石也作出过重大的错误战略判断。例如：在1937年，在他的德国顾问的鼓励下，他过早地相信，新的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保卫国家，反抗日本侵略者。其它错误判断还有，他放弃了要求把史迪威召回的机会，当时恐怕连罗斯福都会毫无怨言的同意。在应对罗斯福不再继续坚持--正如罗斯福总统曾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承诺的那样--他将说服丘吉尔对缅甸发动双重攻击以配合计划在该国展开的第二战役的时候，蒋所做的挑衅即不明智也非必要。他在和美国解决美元汇率转换问题的时候，也处理不当。他所犯的最大错误不仅把他带入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也从根本上导致了蒋政权的崩溃。这个最大错误即是，他决定派遣自己的军队到满洲对抗解放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最初也看到了“大局”。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是指他在日本宣布投降日之前做出的估计，即像他所预计的那样如果果斯大林--即使以隐蔽的方式--在二战后将爆发的国内冲突中支持中国共产党，而美国并没有采取同样坚定的立场来支持国民政府，他可能就胜不了。他在对即将到来的战后进行的动态分析明确了这一点。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从华盛顿发出的几个明显迹象显示，他们会支持他的努力以巩固蒋政府在东北的统治。因此，他改变决定，在这一和苏联及苏联控制的蒙古有漫长边境线的重点地区，不再去争夺控制权。但随后在1946年他的军队在满洲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使他确信，事实上，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可以在该地区打败解放军。而且，他还认为，如果他愿意满足于仅在长春以南的东北地区实现国民党统治，其余地区都留给共产党，苏联将会心满意足。于是，他重新估计了对“悲惨”的可能性以及自己在满洲地区和逆转过程中的薄弱之初，将一支又一支军队送入厄运。这个令人惊愕的失败，连同中国当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腐败的失控，导致该政权精神上的崩溃。但是，蒋介石的大局图景里包括了这种可能性，作为应急之举，他从两年前便开始规划他向台湾的撤退。

抗战8年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一名将军背叛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提到蒋介石认为中国人缺乏坚毅的精神，因此对国民性持悲观态度，蒋介石后来发起新生活运动是否基于此？蒋介石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判断是否准确？

陶涵：是的，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蒋介石就曾怀疑过，一次群众运动就可以达到必要的革命目标：击败军阀，统一全国，终止不平等条约，以及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他想，无知和几代人对西方摆布的王朝的顺从，让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远远低于西方和日本。和孙中山一样，他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首先将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其中包含有个关键组成部分，将必须在训练中向士兵和军官灌输对民族大义热切奉献的精神。由此，在黄埔，蒋介石和周恩来（他的——实际上的——政治教育主任）共同重视的都是政治热情以及对高度无私精神的培养，“武士道”（“不成功便成仁”）的日本精神--忠诚的终极表达。

如前所述，蒋介石获得众多支持开始于1936年秋天，而后，西安事变遭遇让他相信，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确实已经上升到某个地步，至此国家终于可以对日本帝国主义发起挑战，随后奖获得的支持进一步飙升。许多事实表明，1937年7月开始，日本取得的一连串军事胜利，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缺少了对抗日的感情承诺。最初两年里，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士兵——主要是蒋介石的部下--战死。30，000军官——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一大部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八年抗战过程中，蒋介石的队伍中没有一位将军或重要部队出现过背叛。在自由区的农民惨遭日本“烧光、杀光”的攻击，头四年里，国民党控制下的城市经历了严重的日军轰炸，以及持续的物资匮乏和重重困难。但中国人“艰苦奋斗”。这场战争期间，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常强调中国的问题，并评论说--不论中国人如何受苦，他们通常都显得快乐而健康向上。纪律和士气或多或少起到支撑作用。例如，法定工厂，重新组装了中国军队在关键种类上的全部淘汰装备和额外的武器和物资，就许多方面而言，还把这些都提供给了他们。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高度关注在党和军队内部蔓延的腐败和重返原沦陷区的许多官员和军官对权力的滥用。但他觉得普通士兵和中国老百姓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周恩来的历史性影响是说服美国相信中共是民主组织

凤凰历史：蒋介石与周恩来都是浙江人，您在书中提到两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发展出不寻常的关系，彼此尊重，从长远的历史范围看，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历史有没有影响？

陶涵：这是一段不寻常的重要关系。这两个男人，当然，当时正在寻求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直至1940年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我相信，你所提到的这种相互尊重一直都存在。这种尊重是基于基本的共同利益或共同重心。最重要的是，两人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击败日本。本书通过一些例子，很清楚地表明，这就是他们一致的看法。但是，当这种分析和延安的政策路线产生冲突的时候，周恩来最终接纳了后者。随后便是两个男人之间各个历史时期的有趣交流，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金门危机之前和期间，和最后在尼克松总统与周和毛就中美间可能的关系缓和进行沟通的时候。其实，周真实的历史性影响，是说服先进的美国人，中国共产党是个民主的组织，一心只扑在土地改革和良好治国之上。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提到，苏联支持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是控制国民革命军，为什么苏联有这样的目标？苏联全力支持中国革命的出发点是什么？苏联因素在北伐和国共分裂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斯大林称国民党没有利用价值便会遭到丢弃

陶涵：列宁和斯大林支持中国共产党创建并成长为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全体共产党派都会同意这场斗争的指挥总部设在莫斯科--中一个潜在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蒋在1923年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期间，告诉共产国际说孙中山和国民党可以接受苏联共产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领导，但不会接受任何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共产国际--来自苏联--给予的现金援助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年起就已经开始。除了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因素，莫斯科新的统治者非常担心日本在亚洲不断扩大其帝国版图，包括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一些国家--这个国家刚刚在二十年前打败了俄罗斯。因此，苏联领导人还努力促进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出现，使她可以成为日本进一步扩张的阻碍，如果这条路线行不通，还可以分散日本军国主义的精力，慢慢放弃入侵俄罗斯的想法，并使他们首先专注于压制中国。在二十年代初期，共产国际意识到，国民党这个党派要远远强大于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莫斯科促成双方谈判达成统一战线。谈判由共产国际监督，其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将保持其独立身份，苏联也将向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输送武器和物资并派遣军事和政治顾问。

直到1937年，苏联的援助对于北伐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共产国际的派给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1926年国民党发生的分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分裂后的左派中是共产党员，他们试图阻碍蒋介石的权力增长，分裂后的右派中包括大多数的军事指挥官。当年早些时候，蒋介石挑起或是操纵了著名的“中山舰事变”，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指挥官。随着北伐逐渐推进逼近上海，国民党内两派之间的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鲍罗廷的影响下，左派力量转移到武汉，秘密下令逮捕或暗杀蒋介石。在莫斯科，斯大林谈到，当国民党不再有利用价值时，它会像柠檬一样“被挤压后遭丢弃”。蒋率先挤压起来，下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血腥清洗。斯大林即时指示中共开始武装斗争，这一努力的后果非常严重，但却使毛泽东、朱德及其红军残余部队来到江西山区避难。大多数左派国民党加入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

蒋介石说服上海资本家捐钱靠的青帮恐吓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提到北伐时期，上海的资本家对蒋介石的政治决定几乎毫无影响可言，为什么？

陶涵：蒋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血腥大清洗之后，蒋及其军队无可争议地控制了上海的中国管辖区。直到该城市解放以前，银行家们都把蒋介石看作“红将军”。但是，大清洗似乎早已对此做了澄清。此外，蒋介石的妹夫宋子文站在国民党分裂期间站在了左派，后来加入了蒋介石一派，并成为新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哈佛毕业的宋是一位实干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认为预算平衡比其它都重要。他赢得了上海银行界的尊重和信任。但统一国家的远大征程必须继续，宋正告金融家们，购买新政府的债券是他们应尽的爱国义务，同时也向他们保证，将按承诺偿清债券的债务。很多银行家毫无疑问都是爱国者，并心甘情愿地照做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大部分说服工作都出自蒋介石实行大清洗时的盟友青帮的恐吓。国民党的征服债券以及此前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到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入侵时，实际上已被如期还清。

蓝衣社带给蒋介石的破坏躲过好处

凤凰历史：蒋介石与蓝衣社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指责蒋介石欲建立法西斯独裁的言论为何能广泛流传？

陶涵：在20世纪30年代初，蒋简单地被法西斯模式所吸引，把它当作灌输民族自豪感、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方式。当时处于希特勒统治的初期，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包括一些民主领袖，例如丘吉尔，都认为希特勒根本不坏--毕竟他让列车准点运行时间。蒋批准蓝色社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执行了一些政治暗杀行动，但他们从来没有达到像德国棕色社那样的组织规模和效率。他们给蒋介石带来的破坏要多过好处。到1934年，他已经对该组织失去了信心并公开回避它。然而，蓝衣社依然存续下去——主要成为戴笠情报组织中的活动分子。

凤凰历史：在西安事变中，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情报系统做出了哪些工作？对西安事变的后续发展造成了何种影响？

陶涵：陈立夫在张学良及其盟友杨虎城的军队中进行的秘密情报和渗透行动，毫无疑问地包括招募他们军队中的一些军官在所在部队组成亲蒋介石派小集团。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定听说过此类行动，这成为他们脱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原因之一。同样，戴笠手下与之竞争的情报机构属于蒋介石政府，也在这些统率部队中开展了各种秘密行动，这进一步激怒了这些领导者。但这些事件对于张从一个蒋介石的忠诚军阀支持者转变成一位阴谋家和绑匪的动态走向可能只产生了微弱效应。张已经变得对对抗中共的战争感到真正的悲观，觉得自己的部队被蒋介石当作“炮灰”来利用，以使国民党更容易巩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建立一个团结抗日联盟的想法吸引了他，最后，周恩来说服了他，让他相信中共会支持他成为的反蒋统一战线的领导者。

蒋介石的外交努力为中国快速现代化开拓了道路

凤凰历史：抗战时期日本提出“今后不再以蒋为交涉对象”，其内在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蒋介石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

陶涵：蒋介石已经明确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通过谈判来结束冲突，将必须包括日本从中国撤军。唯一例外的是满洲问题，蒋介石说，这可以暂时抛开，待以后解决。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明显感觉到，除开强烈抵抗却最终失败的1932年上海保卫战，蒋介石到1937年前一直迎合日本，达十年之久，同时又一直在为全面战争作积累，还觉得他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选择严肃的妥协。1938年初，蒋介石的国民党内的主要对手，汪精卫，正在与日本秘密接触，可能告诉了他们，蒋已经决心打一场持久战，并期待有一天，苏联或美国会加入抗击日本的战斗。王后来背叛投靠日本。因此，东京不希望和蒋介石进一步的无用谈判削弱其在南京的傀儡政权。

我对前几个问题的回答包含了我对蒋介石在抗战中所起作用的看法。除了冲突产生的头两年半时间里苏联给予的重要援助，蒋领导中国超过四年，而他当时实际上是孤军奋战（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对抗一百万日军，有时还要面对1000驾战机。这支军队拥有的武器、设备、技术和训练大大优越于中国军队，其优越程度堪比在1991年和2003年两度袭击并摧毁了庞大又相当现代的伊拉克军队的美国军队。常常由蒋介石亲自领导的激烈抵抗，在漫长而痛苦的战争中锻炼了中国人民。八年间，他保持了2/3的中国人口和3/4的领土免于遭遇侵略者。早期数年里的通货膨胀率是高，但，比如说，还不高于英国在二战开始头几年的通货膨胀率。

抗战期间，蒋犯了很多疏忽和委任方面的错误，有时采取了一些无情的必要措施，因为他想以此保护中国的解放事业。有人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一些战略和战术。但终有一天，我相信，中国人民会得以看到正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毅力及军事和外交战略，阻止了日本在东亚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企图，保护了中国的古老文明，为她未来的快速现代化和在世界事务终恢复威信开拓了一条道路。

他在大陆掌权的时期，有一些成就常常被人遗忘，但记住它们也是有用的。我们已经提过南京政府十年的一些成功之处。此外，在此期间，他还敦促并且实现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脱离列强的回归。在后续的大战中，他迫使西方列强终止了不平等条约，除了在雅尔塔会议上被西方盟军赠送给苏联那些权利以外。这些条约里包含了令人厌恶的治外法权概念，还有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给予某些列强各种各样的行政和法律“让步”。（他催促罗斯福帮助自己迫使英国放弃香港，但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到后来的某一天——邓小平意识到的那天）。在此期间，他还成功让英国和美国承认西藏和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外，他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赢得了一个席位，使中国在其中成为去殖民化的主要倡导者。正如这本所记录的，他对台湾政治镇压的残酷政策，还有他在岛上完成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许多历史成就，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平衡预算、产业化进程、公共卫生、控制通货膨胀、收入差距较小以及比较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将这些记住将会有所裨益。

史迪威曾两次指挥下属策划暗杀蒋介石

凤凰历史：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究竟如何？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次失败谁该负主要责任？

陶涵：他们之间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敌对关系。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史迪威对在缅日军的严重低估，以及对进攻夺回仰光的坚持。他有过优秀的记录，曾在美国指挥多军团部队进行军事演习，但从来没有在一场真正的战争指挥过一支部队。蒋介石反对进攻，但却不想和罗斯福派到中国战区为蒋介石当参谋长的人唱反调。史迪威在美国军队中颇受钦佩，被认为是一个性格暴躁、直来直往的士兵中的士兵。但他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阴谋家，曾背着他的指挥官——蒋介石和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活动以暗中削弱他们。在这两次中，他都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过，并承诺将做一个忠诚的下属，但暗地里仍继续活动以破坏他们。这看上去似乎不可能，但我们现在就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曾两次指使下属策划暗杀蒋介石——第一次是在他听说蒋介石打算请求把他召回以后。史迪威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中国战区全部中国军队的盟军司令。他差点就成功了。

美国是二战后去殖民化的重要力量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提到，蒋介石与罗斯福在战后去殖民化的方案和看法上完全一致，蒋介石尤其是罗斯福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美国在后来的历史中如何运用这一方案或规划？

陶涵：自提倡自决原则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以来，罗斯福在民主党内部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传统。罗斯福认为这符合美国自身反殖民主义的建国起源和它的“独立宣言”。毫无疑问，他相信这个原则，即发自内心也发于理智。我相信，对于蒋介石亦是如此。和孙中山一样，他是个强大的反帝国主义者，多年来一直认为英国是世界事物中最邪恶的力量。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帝斗争。

像罗斯福一样，他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扮演角色的主要方面是要领导战后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对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进行访问。我在一封信中看到，甘地告诉蒋说他们之间5个小时的谈话他最有趣的经历。在抗战期间，罗斯福认为，保持联盟运作下去占有最高优先级，而去殖民化则可以稍后再议。因此，他认为，他不得不拒绝蒋介石的一再恳求，以至于敦促丘吉尔——英国的一位老牌帝国主义者——承诺在战后给予印度和其全部殖民地独立地位。战争结束后，美国在如何向盟国强调该问题上持谨慎态度，但总体来说，她是去殖民化的一股重要力量。美国迅速兑现了让菲律宾独立的承诺。蒋介石当时正消耗在内战中，但他派驻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在内的代表不断发言力挺民族自决。

国民党失败根源还是在于其腐败和道德沦丧

凤凰历史：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而言，如何评价美国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以及抗战后对中国的影响？

陶涵：到1945年秋天纳粹德国倒台时，美国对中国战场绝大多数的援助都转去了缅甸战争。其中的重点在于穿过喜马拉雅山山麓建设一条道路在缅甸北部和“滇缅公路”连接起来。当道路建成时，从印度到中国的物资和设备的空中补给运输远远地超过了这条路上的卡车运输量。因此，在漫长而艰难的缅甸战争，虽让用到了中国最优秀的部队，没有为中国解决国内冲突提供真正的支持。但是，它确实牵制了日本几个师的部队，否则这些部队很有可能会被用来攻击中国的西南省份--或者印度。

美国对中国内战的主要的直接援助是由飞虎队完成的，这支队伍后来被改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这支队伍，用大约1000架战机和同等数量的损失为代价结束了这场战争，和在欧洲的美国第八航空队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这支队伍用约8000架战机结束了战争，同时也损失了约8000架。然而，美国的这些飞行员不仅终止了对重庆等城市的轰炸，在1945年春日本大规模全力进攻时牵制其节奏，也但起到重要作用，还破坏了日本想在东南亚和满洲的大连之间建立铁路线的计划。从大连出发，船只会把商品、矿石和受伤的部队从东南亚运送到日本，并把物资、设备和生力军从日本运回东南亚。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境内的中国军队基本都靠自己来补给。美国将受过训练的有充分补给的军队派往缅甸。

到1946年初时止，根据罗斯福的承诺，美国已经训练并武装了中国39个陆军师中的大部分。1946年12月，杜鲁门签署了一项密令说，美国将支持蒋介石，无论美国努力促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民主合作最后结果如何。但在这个针对中国的指令下达只有6个月之后，乔治·马歇尔将军认为蒋介石的军队，尽管早期打过一些胜仗，但赢不了内战，遂在他的建议下，美国停止了所有给蒋军队的军事运输，包括那些已支付的项目。

由于苏联当时支持中共，已经妨碍了它取得胜利，或者至少可能已经实现了中国，比如说，沿长江的分治，美国的物资援助将必须是巨大的。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不会通过法案同意派遣大规模的美军部队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蒋介石，他自己也不想要这样的解决方案，即使这是唯一的办法使他得以留在大陆成为一半或大半中国的领导人，正如他在抗日战争中做到的那样。他宁愿撤退到台湾，并在那里寻求建立一个在他看来堪称榜样的中国社会。

因此，在战争结束前后，美国的行动可能并没有改变战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而斗争的结果。蒋执政期中国失控的通货膨胀、腐败和相关的道德沦丧，是系统崩溃的关键因素。但苏联的角色，在我看来，对这一结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