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劣的暗杀：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百年来，诸位“第一反应者”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过目。曾经板上钉钉“证据确凿”的嫌疑者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详细】

两面树敌：宋教仁为何里外不是人？

今日来看，造成悲剧的不仅是宋教仁本人的性格，更是民国肇造，袁世凯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确立国家政治参与制度的两种尖锐矛盾。国民党自有其达到革命目的、不惜以手枪炸弹发难的传统，而袁氏北京政府也不脱其旧制度官僚习惯非常手段处置的本色，矛盾激突中，双方都难免重拾旧路。在此大背景下，一心主张立宪政治从而两方树敌之宋氏遭遇刺杀，实则不可避免。 【详细】

同盟会的裂痕：孙文跋扈会员离心 宋教仁自有主张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采取何种旗帜发生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宋教仁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又思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详细】

所谓"间岛"，在今吉林省延吉市。清入关后将这一带列为封禁要地。后来禁令渐驰，韩民越境开垦。由于1712年，中朝曾勘定边界，勒石为碑，初时本无所谓边界问题，但是自1905年冬日本吞并朝鲜后，又企图进一步向我国东北侵略，便蓄意使问题复杂化。【详细】

1907年，宋教仁赴东北运动韩登举等人起义，号召他们与革命党人联合，"南北交攻，共图大举。"他在韩登举处获悉日本企图吞并间岛的阴谋，于是决定暂停发动起义的计划，设法阻止日本的侵略。【详细】

宋教仁假作日本人，潜入日本浪人组织的专门制造假证据以攫夺中国领土的长白山会，并把他们的假证据拍成照片带回日本。在查阅朝鲜古籍时，他还发现了朝鲜人古山子著的《大东舆地图》，书中明确记载了康熙年间中韩定界碑的地点，并绘有中朝边界地图。【详细】

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不仅从历史、地理、政治和国际法各方面论证间岛确为中国领土，还指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对交涉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预测。这对于正尽全力与日本交涉的清政府来说，可谓雪中送炭。【详细】

革命易起宪政难成：尊民权起草《鄂州约法》却未落实

在辛亥革命当中宋教仁就主持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形式的现代宪法，它规定了人民的权利，比如说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等。《鄂州约法》里面还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形式，比如说湖北的都督，要受到省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如果放大到全国，就是总统要受到议会和法院的制约。《鄂州约法》虽然当时没能落实，但对后来各个省颁布的约法影响很大。【详细】

帝制易倒专制难除：限权力主张内阁制却受多方阻碍

会商政府组织方案时，宋教仁的内阁制与孙中山的总统制引发争执。宋教仁认为：“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孙中山则主张：“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宋教仁的内阁思想是中国当时最为进步的思想，是想束缚住总统的权力，避免权力的过分集中。而这对于刚从封建专权统治下挣脱出来的中国人看来，仍然是不切实际的。【详细】

政党易组问责难行：为组阁成立国民党却功败垂成

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会并成立新的“国民党”的工作，以图在之后的国会选举中实现真正的政党内阁。宋教仁说：“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详细】

辛亥革命之初“别的同志大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从《鄂州约法》开始，宋教仁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基本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案。【详细】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担任司法部检事长的宋教仁深感有必要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以备日后国家建设之用。他潜心研究法律，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制度类的文献。他曾写道：“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详细】

10月28日，黄兴偕同宋教仁等人来到武昌。黎元洪与宋教仁、居正等人商议，湖北是首义之省，要作全国表率，仅有《军政府暂行条例》还不够，还需制定一部根本法，作为将来民国宪法的蓝本。宋教仁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众人便推他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共7章60条。 【详细】

《鄂州约法》取美国宪法精华，主张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保障公民权利，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职权作了明确的划分。【详细】

血腥的开端：政争从议会走向战场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的那声枪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不祥信号。它告诉中国人：共和国面临严重危机。袁世凯破坏共和，这是历史的定论。但是，破坏共和的，决非只是袁世凯。民国元年，革命党人曾经抱着与袁世凯携手建设共和的想法，而且有过孙、黄进京的“蜜月期”，虽然矛盾一直存在，而且不可能完全解决，但双方都在避免冲突，寻求合法的解决途径。自“宋案”发生后，形势却急转直下。【详细】

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就与在沪的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应对策略。孙中山主张举兵讨袁，进行二次革命。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详细】

反对者的代表是黄兴。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也就是不诉诸武力，按法律程序解决。他之所以如此主张，不仅担心革命党控制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制胜，而且担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黄兴看到了一个现实，革命的动力严重不足，革命党的几个都督不愿出兵，其他的都督们更不支持。【详细】

孙中山为了起事真是不顾一切。因为将领们消极抵抗，他竟令朱卓文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弄得一些中下级军官情绪激昂，表示“我们不能等高级官长，只有先动。”7月13日，八师旅长王孝缜、黄恺元获悉情况，立即赴上海向黄兴报告，为了防止内讧，不得不表示愿意起兵。黄兴之所以改变最先的消极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第八师的自相残杀。 【详细】

宋教仁：孤独的理想主义者 却不愧为杰出政治家

马克斯·韦伯提出两种衡量政治行为的伦理标准，一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二是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互为补充，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若以此衡量，宋教仁是杰出的政治家，他既有正确的头脑，又有铁肩道义的担当能力，但是他却没能成功。倒是那些品格卑劣而权欲熏心之人或者丹心一片却脑子浆糊的人，常常获得成功。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中国政治生态的一大悲哀。【详细】

中国现代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同时出现的事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的观念架构中运作，而民族主义正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互动形成了民族主义的三种类型。【详细】

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其正面意义在于，丰富与充实了民族主义的民主内涵；同时，民族主义又成为实现激进主义目标的强大动员手段。其负面意义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民主主义为民族主义所牺牲的现象，如辛亥革命时以为把清朝皇帝赶下台就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了，再如“五四”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详细】

保守型民族主义虽以文化的进路、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基本路线，但它除了对民族文化的守护，也在其他领域展现着民族主义立场，如康有为除了提出“保教”口号，还提出了“保种”、“保国”这类属于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范畴的主张。【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