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许多不愿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人已经迁回大陆，留下的抗日分子在日据初期又被大规模杀戮，幸存的台湾人多半只是习俗（如语言、服饰、饮食、祭祀等）意义上的中国人，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对日本的强势文化已缺乏抵抗力。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强兵为富国之本，强兵后的侵略对象就是中国，所以日本的富强，整个是建立在侵略中国的基础上，促成日本经济起飞的第一笔财源就是甲午战争的赔款。日本的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剥削、侵略和残害中国的基础之上。
日本在台湾推动近代化进程的目的是为实现日本的利益，从来不是为了台湾的进步。这些建设，说白了是为了剥削台湾而做的，只因日本没有想到1945年会战败，而战败以后这些基础设施拆不掉、带不走，才留下来。今天台湾朝野却争相为此感谢日本、怀念日本殖民时期，这是种自我作贱的心态。
石佳音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石佳音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石佳音，1957年生，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台湾台北市。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硕士，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博士论文为《中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特质》，研究方向包括：比较政治、国际政治、宪法、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台独”意识发端于甲午战败台湾被割给日本
凤凰历史：石老师您好，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让给了日本。今日在台湾活跃的一小撮“台独”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与百年前的这场战争有关系吗？
石佳音：“台独”的国族认同是在甲午战争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以后慢慢形成的。根据日本总督府自己的档案，日本统治台湾的头八年中，每一百个台湾的人中就有一个多被日本人杀掉，这还是缩小范围计算的，因为失踪的、受伤的、吓出病来的、坐牢的、被恐吓、被刑求、被关押的都不算。本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许多不愿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人已经迁回大陆，留下的抗日分子在日据初期又被大规模杀戮，幸存的台湾人多半只是习俗（如语言、服饰、饮食、祭祀等）意义上的中国人，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对日本的强势文化已缺乏抵抗力。
后来，日本在台湾又开始推动日语教育。以前台湾还有教中文的私塾，但到30年代，所有的汉书房全部被日本人废掉，到了“七七事变”以后，所有的报纸汉文版也全部废掉。这使得台湾人只要想受教育，就只能够从日本人观点看待一切。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生活工具，它背后有文化、价值、观点、立场。在日文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点、立场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如果你只会讲日文，就只能透过日本的观点看世界、看中国、看台湾。而多数台湾人、尤其是日据时代成长的这一代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无从对照，不知道中国的世界观是什么了。
台独派认为中国语言所传承的文化是保守的、腐朽的，而日本人带进来现代文化，所以学习日语是让台湾现代化，便感谢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的国语教育。本来日本据台初期在台北芝山岩开办“国语传习所”，当时台湾人还有反日情绪，有六个教日语的日本人被杀掉，后来日本给他们建了纪念碑。光复以后，那个碑被毁掉，但这几年居然被台北市政府恢复起来了。这几年台湾一直在强化怀念日据时代，马英九还带头纪念为了增加台湾农业生产以贡献日本的嘉南大圳和乌山头水库设计建造者八田与一。这是“自我皇民化”，比日本殖民者在二战期间推行的皇民化更有效。
日本的现代化建立在剥削、侵略和残害中国的基础之上
凤凰历史：台湾人接受了以日本为中心的观点，为什么就必然导致与中国对立？
石佳音：用日文看世界，当然就跟中国对立，因为日本的崛起就是敌对于中国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强兵为富国之本，强兵后的侵略对象就是中国，所以日本的富强，整个是建立在侵略中国的基础上，促成日本经济起飞的第一笔财源就是甲午战争的赔款。日本的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剥削、侵略和残害中国的基础之上。
台湾被日本的世界观收编 台湾人敌对于祖国而不自知
石佳音：台湾被收编到日本的世界观里，当然让台湾人也变得敌对于自己的祖国而不自知。在伪满洲国建立的时候，日本鼓励台湾人到满洲去当官、去移民，像伪满洲国“外交部”部长谢介石就是台湾新竹人。那时候台湾就已经参与到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业里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人，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跟中国不但疏离，而且对立。例如，日本攻陷南京后，屠杀三十万人，中国人至今恨之入骨，可是当时台湾学校、机关放假一天，人们上街游行，庆祝捷报。除了到大陆参与祖国对日抗战的极少数人，台湾人只能从日本的观点和立场看待整个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日本在二次大战的失败出乎日本意料，台湾人当然更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日本人战败之后，有台湾人为日本自杀。我的朋友李宗隆教授的父亲在日据时代被日本拉去当军夫，送到海南岛修铁路。他父亲曾经用闽南语跟我讲：我们被美国打败了。他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是战胜国国民，直至临终都觉得自己是日本人，是战败国的。他觉得日本战败、台湾光复是悲剧，我觉得台湾光复超过一甲子（已远超过日据的50年），却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怀念日据、美化被殖民、向往日本、跟着日本人丑化自己的“支那”祖先，甚至搞个运动也要叫“黑潮”（流向日本的洋流）、弄朵花来当商标还要选太阳花（“向日”葵）…，这才是全体中国人的大悲剧！
凤凰历史：那在光复以后学校教育方面的影响是什么样呢？
石佳音：现在看来，光复以后的学校教育对于纠正台湾人的国族认同作用不大，至少是不够大。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以后，当然在台湾推行另外一套民族精神教育，包括2013年被大陆引进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我当年念高中时还叫做“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一字之差，可堪玩味）。问题出在两方面：首先，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承首重身教，二蒋靠违宪戒严和白色恐怖维持统治，讲起儒家的仁、义、礼、智怎么会有说服力？所以国民党讲中国文化很难感动人。李宗隆教授小时候就把国文、历史全部都放弃，他觉得全都只是愚民教育，供考试用而已。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家里长辈、亲戚的观点，他们提到外省人、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坏人，而好的事情都在日本（或日据时期）发生。他后来能把国族认同转变回来，是很不容易的，他是真的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高明而动人之处。但是，他只是少数的特例。
国民党的教育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无条件的反共。“两蒋”的反共，出于民族主义的成分少，出于一党之私的比重太高，于是成为“为反共而反共”，以不共戴天的仇恨心来反共。结果，国民党的“反共”与台独的“反中”、“仇中”难以区分，事实上为李登辉开始推动的“去中国化”打下基础。当大陆结束文革动乱、走向常态、逐渐复兴时，受国民党反共教育影响的台湾人（包括外省人）并不是乐观其成、共策统一，反而很容易从习惯性的反共、疑共扩大成反中、仇中，使台独搞的“去中国化”在这个岛上几乎不分族群地所向无敌，“独台”（不统）和“台独”（要独）成为主流。在这样的氛围下，国民党连自己提出的和平协议都不敢推动，对台湾有利的服贸协议还惹出一场学乱。
总之，国民党推行的民族精神教育问题太多，加上反共教育的干扰，不但无法纠正日本的皇民化教育，还助长了“去中国化”。一场反中、仇中的“太阳花学运”，真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光复前”。
综上所述，日本战败时，台湾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突然从日本手中被丢进中华民国的怀抱里，感觉适应不良。因为台湾人此前听日本宣传，中国就是个落后、不卫生的国家，什么都比不上日本，它居然打败大日本帝国来统治我们，当然看着很难顺眼。所以“二二八事件”是在意识底层的国族认同的冲撞，简直难以避免。此一事件加深了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隔阂，再加上白色恐怖的强化，以致今天马英九年年要为二二八道歉，甚至一个林义雄（他已经成为国民党迫害台湾人的活象征）的绝食，就可以逼使马政府改变核能政策。
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中国的立场看问题，大陆很多缺点我们都可以理解、容忍，只要它在改善中，甚至于我们会希望能够帮助它改善。但如果我们不认同中国，大陆做的所有好事都是坏事──包括对台湾让利。正由于国民党民族精神教育的失败，加上因为无条件反共而使两岸再度隔绝且对抗近四十年，使台湾人在光复后继续只能从美国的冷战观点看中国大陆。结果台湾人等于从1895年之后超过一个世纪里，没有能力站在中国人的观点看中国、看两岸、看台湾。“两蒋”的统治对台湾有很多负面影响，遗害了台湾整个社会的彼此认同和国族认同。
国族认同问题不矫正 台湾人永远不能堂堂正正站起来
石佳音：光复后出生的台湾人即使未受过日本教育，由于已经失去了从中国人立场看问题的能力，很容易对立于于中国大陆。因为，现在台湾人思考问题的问题意识不是中国观点，而是“台湾观点”。这个“台湾观点”说穿了就是美国观点、日本观点，也就是附庸观点。整个岛自外于中国，极力从自己社会内部斩断自己文化的根源，自认只能扮演西方或日本的附庸角色，于是没有文化自信，缺乏使命感，自我期许提高不了。所以台湾很难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
台湾真正终极的问题在于国族认同，认同问题不矫正，台湾人永远不能堂堂正正站起来。如果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可是祖先又是中国人，那就只好跟祖先划清界限，否认祖先的成就，甚至认为祖先干的全是坏事，这样才能以当（非中国人的）台湾人为荣。可是那样台湾继承了什么好东西？没有。去掉了祖先，只好认同政治或文化的殖民者。台湾被荷兰人、日本人殖民过，后来又接受了美国宣传的自由主义，所以台湾只能依附于美国、日本，以美日的观点看世界、看中国、看台湾，以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当普世价值。可是那本来就不是我们文化的产物，它是原创，你是复制品，面对美国总是矮半截，面对中国你又不想跟它站在一起，虽然它是你的祖先所在，但是它是落后的、阴暗的，没有一点好处。问题是，以祖先为耻，不可能以自己为荣。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等于羞辱自己、斫丧自尊和自信，既继承不了自己祖先的好东西，也不会有眼光学到其他民族的好东西，最后只会变的粗野不文。大陆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粗暴野蛮是殷鉴不远，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更让世人见识到这些自认不是中国人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台湾大学女教授是如何以讲脏话、骂“X你娘”为时尚。“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两岸皆然。但是，在文化传承上堕落至此，哪有可能为世人所尊重、堂堂正正地站起来？
“二二八事件”是认同日本的台湾人跟大陆人之间的冲突
凤凰历史：台湾的“二二八”纪念馆里提到，当时的一些乡绅要求地方自治，是有序请愿，却遭到政府开枪镇压，您了解的情况是这样吗？
石佳音：这个事件，既不是如“二二八”纪念馆所陈列的简单的“官逼民反”，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份。过去几十年，这个事件被台湾岛内外各个政治势力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叙述、诠释、炒作，越谈越乱。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看不下去，就用历史学的考证法，对比大量档案、史料，写出《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联经出版公司，2007）一书，才把许多关键史实还原。
前面讲过，“二二八事件”是在意识底层的国族认同的冲撞，难以避免，只是以何种形式发生的问题。既然存在国族认同问题上的对立，所以陈仪在台湾的施政，很难让台湾人满意。现在台湾流行讲陈仪倒行逆施、贪污腐化等等，他的某些政策（尤其是搞统制经济的专卖局、贸易局）确实有问题，但是没有人举得出他贪污的真凭实据，甚至他那些失败的政策背后的动机往往也是为台湾的长远福祉着想的。例如，他坚持台币的独立性，不让法币在台湾流通，在当时颇为台湾人所诟病，但到了后来大陆金圆券崩溃时，已经很少人再质疑这项政策了。
平心而论，陈仪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行政效率确实比不上日本殖民政府，但他毕竟不是以殖民统治者自居，所以即使有些做法确实不当或无效率，但是你找不出他用心恶在什么地方、贪在什么地方。甚至于，就在“二二八事件”前几个月的1946年10月25日，正逢台湾光复一周年，蒋介石第一次来到台湾。蒋想把当时在台湾的国军调回大陆打内战，问陈仪可不可以。陈仪觉得他对台湾老百姓那么好，不会有事，他就很有信心地跟蒋介石说没问题，可以调走。所以“二二八”发生时，全台湾的兵力极为薄弱，根本压不住。事变爆发后，3月6日陈仪呈蒋介石函中说：“职到台湾以后，如对于日本御用绅士等，彻底剪除，一面台湾兵力，比较雄厚，此次事情，不致扩大。”但是，悔之已晚。
在当时台湾社会中，有许多战后返乡的台籍日本兵和受日本皇民化影响的御用绅士及青年，对他们而言，只要是中国大陆来的官员，看着就不顺眼，换了谁来都会出事。“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乡绅要求自治的背后根本是认同问题，美国驻台北副领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向来主张美国占领台湾，于是从中操弄。在事变发生三天后（3月3日），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就收到一份141人连署，号称代表807名人士的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请愿书，其结论称：“改组台湾省政府的最迅速方法，端赖联合国接管台湾，切断与中国之政治经济连带关系，以俟完全独立。”此一请愿书在当天就由台北领事馆发电报送至南京美国大使馆，3月5日又由南京电呈美国国务院。与此同时，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开会通过32条处理大纲，第一条就要求政府的武装部队“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等于缴械投降；第五条更威胁：“政府切勿再移动兵力或向中央请遣兵力，企图以武力解决事件，致发生更惨重之流血而受国际干涉。”此处之“国际干涉”，就是指美国。3月7日蒋介石给陈仪电报中说：“接台湾政治促进会由外国领事馆转余一电，其间有请勿派兵来台，否则，情势必更严重云。”陈仪当天即回电，明讲：“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
在此之前，陈仪已经与蒋渭川达成协议，在确保中国对台主权（即不搞台独）的前提下做出政治让步，使事件和平解决。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处理大纲出台后，陈仪和蒋介石就无法再退让了。试想：中国辛辛苦苦8年抗战，如果从1931年算，打了14年，从1895年算，打了50年，目的就在洗雪从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不断侵门踏户之耻。此所以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时坚持要在开罗宣言中明文纳入东北、台澎归还中华民国。现在刚胜利不久，竟还有人威胁台湾可能再遭“国际干涉”而再度失去，哪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坐视此事发生？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和陈仪除了尽速动用军队恢复中华民国对台湾的有效统治，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二二八事件”背后，是因日本殖民统治造成的国族认同冲突解决不了。蒋介石和陈仪面对的挑衅，不是内政上的，而是国家主权层次上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处理大纲高度压缩了国民政府退让的空间。
现在有人讲“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说当时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确实，处理大纲里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求台湾独立，但在这事件中确实出现了“托管”和“独立”的主张，而处理大纲背后的心理动因跟“台独”一致，而“台独”意识的起源就是日本殖民统治。很多“二二八”事件的文献里都提到，事件期间怎么区别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是唱日本的军歌。因为陈仪到台湾担任行政长官时，从福建省带了不少人过来，所以政府里有很多会讲闽南语的外省人，有些人甚至会讲日语。如果在街上碰到一个公务员，你用闽南语或日语问他话，他能回答，那还不算，要看他会不会唱日本军歌，不会，就肯定是外省人，我就打你。
所以很明显，不能把“二二八事件”简单地看成台湾的闽南人与内地人之间的省籍冲突，而是认同日本的台湾人，跟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此一事件既然不幸发生，若任其发展，它往后绝对不只是走向自治。但此一事件既以暴力冲突始、军事镇压终，国民党在事件后六十余年又都未能重建、巩固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使得后来的党外、民进党、台独可以不断炒作此一历史伤痕，造成台湾社会的长期分裂和台湾人民对大陆的持续敌意。
凤凰历史：现在说的比较多的“二二八事件”中国民政府对本省人的镇压，其实只限于蒋介石派兵过来以后的阶段？
石佳音：对，从2月27日到3月8日，差不多一个多礼拜都是本省人打、杀外省人，现在基本上都不提了，只有些零零星星的记录。但因为在“二二八事件”之后，这些外省人如果没死，都吓得回大陆去了。后来台湾再搞“二二八事件”赔偿，就没有外省人来申请，因为受害者全走完了。现在就只有一面之词，都说国民党部队来台湾“屠杀”本省人，不仅前半段本省人打、杀外省人的部分略去不讲，对本省人遇害的数字还不断加码，最高可达数十万。这样的做法，只是利用旧有的历史伤痕来制造新的伤痕──包括两岸之间的伤痕。
现在台湾对二二八的主流见解，就是李登辉当政时在行政院设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于1992年2月发表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其中对史料的取舍和诠释有许多错误和偏见。前面提到的黄彰健院士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把“台独派”虚构、回避的历史恢复原状，可以破解很多“二二八”的神话。但是，李、扁两朝在台湾掀起的台式文革已经成功地使台湾社会弥漫着虚无主义或相对主义，在乎是非对错真假善恶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台独派”基本上对黄彰健的书视若无睹。
日本支持台湾近代化 从来不是为台湾的进步考虑
凤凰历史：有人说台湾能实现近代化仰赖于日本的支持，您觉得应该怎么看待日本在台湾发展中的作用呢？
石佳音：第一，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不是始于日本，而是清朝。1885年台湾建省，表示清朝对台湾的政策从消极地防范变为积极地建设。所以中国许多现代化的措施都是首先在台湾推行：全中国第一个有路灯的城市是台北，全中国第一条铁路在台湾。所以台湾的近代化不是始于日本，而始于中国人自己。
第二，台湾近代化进程的延误也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自己不愿意。甲午战争是日本毫无道理地打了中国，我们没有冒犯它，日本找个借口，从朝鲜半岛打到中国，之后把台湾割走了。《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严重割地赔款的条约，我们失去了台湾、澎湖，赔了2亿3千万两白银。虽然有“三国干涉还辽”，但后来辽东也没保住，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还是拿到了“关东州”。八国联军当中，出兵最多的国家又是日本，《辛丑条约》再赔了4亿5千万两白银，光这两个条约就把中国搞得民穷财尽，整个中国的近代化因此延误。而日本等于两次打中国，都大赚一笔，所以中国近代化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的因素是外患不断，而外患中最严重就是日本。我们中国人当然有失误的地方，可是台湾人如果能站在中国的立场看问题，就知道中国近代化被延误，日本要负很大责任。
第三，日本在台湾搞近代化从来就不是为台湾人谋福利。日本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力地剥削台湾的资源，才搞了一些基础建设。像阿里山的小火车，现在很多人觉得那是日本人留下的很美好的建设，连你们大陆人到台湾去都喜欢到那里看。但那条铁路根本就是为了砍伐台湾的神木而建的。日本来之前，台湾的神木成千上万，现在神木很少。现在宜兰的栖兰山庄附近还有一个原始林区，里面有些小神木群，但比不上阿里山原有的大神木，只因为日据时期的伐木事业没有伸展到那里，因此幸存。而好的木头被砍伐掉以后，日本人再种植长得快的柳杉。柳杉根本适应不了台湾的气候，它可以长很高，但是瘦瘦细细的，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另外就是嘉南大圳，日本修建嘉南大圳是为给日本的糖业株式会社生产甘蔗。嘉南平原产稻米超过一半给了日本，甘蔗制成的糖几乎全给日本。所以嘉南大圳修好之后，嘉南地区的农产量增加很多，但台湾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没有提高。
日本在台湾推动近代化进程的目的是为实现日本的利益，从来不是为了台湾的进步。这些建设，说白了是为了剥削台湾而做的，只因日本没有想到1945年会战败，而战败以后这些基础设施拆不掉、带不走，才留下来。今天台湾朝野却争相为此感谢日本、怀念日本殖民时期，这是种自我作贱的心态。
若非中国人统治台湾 陈水扁不可能当上台湾地区领导人
凤凰历史：有人认为蒋介石统治时期为台湾民主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如发展经济使台湾有了人数较多的中产阶级、开放基层选举使选民受到民主训练，蒋介石做这些事是为台湾考虑吗？
石佳音：蒋介石是中国人，就像陈仪一样，他当然希望把中国的台湾省建设好。不管我们对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有多少不满，至少它在很重要的一件事上跟日本殖民统治者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容许李登辉当国民党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可是日本人绝对不会允许台湾人当日本的台湾总督。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是真正的民族压榨、迫害，是一个民族统治另外一个民族。所以被压迫的民族中，人才再怎么优秀，也不可能通过社会流动让你成为统治者。然而，国民党与台湾社会的矛盾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矛盾，被统治者还是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国民党到台湾以后的第一届党中央，也就是“改造委员会”里有连震东，他就是台湾人。国民党后来一直设法要尽量提拔台湾人，我看过国民党的内部资料，国民党不但没有排斥台湾人，反而不断鼓励各级干部要加强吸收台湾人入党，加强提拔台湾本省籍的干部，加强培养台湾人的政治领袖等等。但是国民党老搞不懂为什么本省人都不听他们的话。两蒋搞政治迫害时并不特别针对台湾人，事实上在台湾外省人受迫害的比例远比本省人高。反之，国民党非常想培养本省籍干部和领导人，本省人为什么不积极响应？这又是认同问题。本省人不认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目标，不认同国民党把台湾当做复兴中国的基地，所以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吸收不到很多本省籍党员。在台湾，国民党党员人数里，什么时候本省人人数超过外省人？那是1971年国民党被赶出联合国，开始搞“本土化”之后，本省人才愿意入党。因为不“反攻大陆”，开始“革新保台”，本省人就愿意来了。可见国民党并不排斥本省人，是本省人排斥国民党。
陈水扁常常炫耀他是“三级贫户”的后代、佃农之子。如果在日据时代，“三级贫户”之子永远当不了日本的台湾总督。如果不是中国光复了台湾，让台湾人跟外省人一样考试进大学、当律师，陈水扁怎么可能当上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从来就没有省籍歧视，陈水扁才可以一路读到台大法律系毕业。李登辉也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本省人，他当到国民党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日据时代能有这种事吗？
蒋介石、蒋经国在台湾的建设至少反映了他们的基本心态，他们是希望把台湾治好的，正如同他们当年也希望把中国治好──只是问题出在没那个能耐、素养、格局。总之你不能讲他们想把中国搞砸、想使中国亡掉，那是绝不可能的事。他们看台湾也是如此，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第一次建立民主宪政的大好时机被李登辉浪费
凤凰历史：那蒋介石是有意为台湾的“民主化”打基础吗？
石佳音：当然不是，他脑袋里根本没有民主的观念。我们姑且不论“民主化”的定义，它跟统治者是不是殖民政权有关，但是跟他是不是本地人无关。
台独派喜欢称国民党政府是外来政权，一方面暗示它是殖民政权，另一方面暗示只要推翻了外来政权，或者把它“本土化”了，变成本土政权，自然就能实现民主化。这都是错的。
殖民政权是一个民族为了自身民族的利益而去统治另一个民族。日本人把台湾做为殖民地，把台湾人当成低于日本人的清国奴、支那人来统治，这当然是殖民统治。可是，蒋介石虽然不搞民主宪政，但他并没有把台湾人当异族。过去国民党在迫害台湾人时，他们是把台湾人当作中国人来迫害的。在白色恐怖下，国民党何曾“优待”过外省人？否则他们为什么会被外省人（中共）赶到台湾来？
其次，如果让蒋介石去当他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的镇长，他也不会在镇里面搞民主。可是如果蒋介石当溪口镇长，总不能再说他是外来政权吧？可见，蒋介石搞不搞民主化的问题跟“外来”与否无关。
总之，两蒋的政府并没有打算在台湾建立民主宪政，但他们并不是殖民政权，仍然想把台湾建设好。因此，他们在台湾确实建设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1988年蒋经国过世时，台湾社会处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第一个有机会建立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主宪政的情境下。很可惜，这个机会被李登辉给浪费掉了。当时台湾的识字率相当高，大众传播媒体很发达，贫富差距也不大，也有很多选举和议会的经验，可以说，所有现代代议政治要良好运作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台湾都有了，唯一欠缺的，就是一位对宪政有诚意的领导者。
早先的蒋介石不可能想实施宪政，因为他的思想法西斯色彩太重，信仰“国家有机体说”、“领袖原则”；蒋经国晚年对宪政有一点醒悟，但是他突然猝死，来不及推动。如果他活久一点，国民党政权也许会做些改变，比如让台湾朝向《中华民国宪法》下的内阁制回归。但蒋经国死太早，政权突然落到李登辉手上。李受日本皇民化影响极深，只想“去中国化”、搞“台独”，不认同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对民主宪政毫无诚意。他把宪法和宪改当成他个人的政治工具来操弄，不仅浪费了台湾回归宪法、建立宪政的最好时机，也使清末到民国好几代志士仁人推动宪政的努力几乎归零。今天台湾处在长期性的宪政危机之中，任何一个公共政策的争议都可能失控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罪魁祸首，就是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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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音
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硕士，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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