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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2012年09月11日 02:5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作者:臧运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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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01期,作者:臧运祜,原题:《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中日两国学者在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研究中,其最大分歧或争论的最终焦点是有无计划及预谋的问题。这除了对于事件本身的研究之外,在近代中日关系的过程中,如何认识与研究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乃是重要环节或关键所在。鉴于国内有关学者的成果,本文选取1936—1937年上半年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主要运用日方资料,立足于最高军政决策当局,论述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之“确立——调整、失败——再调整、再失败——再确立”的演变过程,以论证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一.1936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确立、调整及其失败

30年代初,日本三赌“国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对华政策就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乃至左右了国内政局。在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对华政策多与广田弘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为作为外相乃至首相(1933—1938年间的广田,只在1937年2—5月间未入林内阁),“广田至少从1933年起就参加了实行侵略战争的共同计划和阴谋”,“他对于军部及历届内阁所采用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人,有时是支持者”。广田于1933年9月14日就任外相不久,斋藤内阁连续5次召开五相会议,最后决定了外交方针(10月21日),其中首先是对华方针;初登政坛的广田联络高桥藏相,在五相会议上暂时成功地抑制了陆军的主张,而以“和协外交”登场。为将上述对华方针进一步具体化,外务省与陆、海军省的有关课长之间进行了半年多的协商,在冈田内阁成立后的1934年12月7日决定了三省之间的《对华政策》,其中较为详细且具体地规定了对华政策的本义与实行方针、策略与行动纲要。1935年,当华北事变日趋高潮时,外、陆、海三省有关当局继续就对华政策进行了近半年的协议,10月4日阁议通过了《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此即所谓“广田三原则”。在该谅解案的《附属文书》中还有一项规定:“1934年12月7日外务、陆海军主管当局一致同意之备忘录,应与1935年10月4日各有关大臣之间达成的谅解案相并行且继续有效,直到研究出可替代该备忘录的决定时为止。”至此,“广田三原则”及“1934年12月7日备忘录”,就构成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部内容,同时它又把进一步研究与确立对华政策的任务留待以后。

1935年下半年日本策动的“华北事变”,使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先已发表“八一宣言”的中国共产党之主力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领导了华北民众的反日运动。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遭到打击,蒋介石在11月的国民党“五大”上发表“最后关头”的演说,成为“一九三六年中国对日政策的根本方针”。1935年底的中国正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的结局也并不完全如日本之初衷。这些情况迫使日本统治集团迅速拟定“广田三原则”的实施策略,并正式厘定华北政策。而一贯充当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于12月间就华北问题提出对策,并特别指出:“华北分离的实质,就在于使国民党政权沦为长江一带的地方政权或趋于崩溃的命运,以利于促进日满对全中国的提携。”它的主张,与上年底日本在华陆军武官的上海秘密会议所决定的“打倒国民政府、扩大亲日区域之国策”,如出一辙。

1936年1月8日,广田外相召集外务省有关官员及驻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在外相官邸举行“对华方针研讨会”,与会者对当前日中关系的重要问题达成共识。9日,东亚局第一课长守岛据此拟成《对华外交方案》,又称“守岛私案”。该方案提出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以全面调整日中关系的方针,并准备了当南京政府提到华北问题时的对策。与此同时,参谋本部(9日)发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对去年的运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帝国今后……要使华北明朗化变成现实”。这个意图,很快就表现于13日陆军省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的《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之中。该纲要规定以“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作为处理华北的主要目标,并由中国驻屯军实施华北五省自治。15日,陆军省派影佐到外务省向守岛课长出示了上述纲要,并说己向海军方面出示。守岛向外相及次官报告后,该两上司均认为此件大体可行。20日,参谋本部派喜多等人到外务省,表示军部对于“守岛私案”基本无异议。经过上述协调,21日,广田外相在第68次议会上公布了对华三原则,并谎称中国政府已表示赞同。陆军省的上述指示,即(第一次)《华北处理纲要》,同样亦作为政府决定,从而由军部政策上升为国策,实现了陆军一年来的夙愿,而且,由于该纲要把军部的分离华北政策正式确认为国策,它的出笼,“是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针对中国方面的外交调整(张群继汪精卫任外交部长,许世英继蒋作宾为驻日大使),为更好地贯彻广田三原则,2月8日,日本任命前次官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此前(6日),参谋本部已向外务省表达了对于日中南京会谈的意见。当有田赴华前(19日),外务省也在给他的关于南京谈判的指示中说:关于华北工作,须参照陆军中央部致天津军司令官的指示。新任驻华大使就是身负军部与政府的双重使命、准备来华开展谈判以调整日中国交的。但是,当有田到沪上任的2月26日,日本国内政局却发生剧变,暂时中止了日中谈判的进程。

“二·二六”事件后产生的广田内阁(3月9日),随着军部支配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的恢复,军部对于政治的发言权进一步强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从此要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策大纲以及外交方针上”。日本的对外政策及其核心对华政策,也就在这种形势下最终确立下来。

3月28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在与有田大使会谈时声称:“现在已到了改变我对华政策的根本观念、确立作为国策的对华新政策之时了。”1936年春夏之交,日本侵华活动迈出重大步骤。4月17日,广田内阁决定加强中国驻屯军:大幅度增兵并改为永驻制,司令官由少将级晋升为天皇亲授的中将级,其目的在于“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增加在华北公开行使我国武力之机会”。随着对华北经济掠夺的加剧,军方庇护下的冀东走私于5—6月间达到高潮。有田八郎回国接任外相后,5月16日任命前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川越被视为着名的“中国通”,并且是与军部极为接近的人物;而外务省另一名素称稳健的“中国通”,长期居于次官地位且被广田首相作为驻华大使之首选的重光葵,被免去次官一职后,由于军部不愿把在中国的权力由陆军省交给外务省,故绝对不会通过让重光任驻华大使的提案,重光只好改任驻苏大使。重光与川越之争,反映了军部继续操纵对华外交的意图。由于日本在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到6月间,就连蒋介石也感到:“除非日本改变其对华政策”,否则中日间“冲突已不可避,且为时不远了”。日本非但不加改变,反而在军部支配下,加紧确立新的对华政策。

早就叫嚷“1935、1936危机”的日本军部,在“危机”到来时,陆海军却围绕国防国策问题发生分歧。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参谋本部提出以对苏为主的“先北后南论”,并拟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但借口“无条约时代”到来的海军则强烈反对之,主张“北守南进”。4月16日海军中央部在其调查会第一委员会研究的基础上,发出《关于对外国策的通知》,再次确认海军的上述主张并提出对华政策的基调。为解决陆海军间的分歧,参谋本部决定先与军令部就《帝国国防方针· 用兵纲领》的修订问题进行协商,并于5月间完成修订,6月3日经天皇批准。其中规定了未来战争对象是“以美、苏两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英国”,并提出了以中国为对手时的作战纲领。随后,参谋本部在第一部内增设以石原为课长的主管战争指导的第二课,经该课与海军进一步协调,6月30日确定了陆军的《国防国策大纲》,同时产生了陆海军间共同的《国策大纲》,至此,陆海军终于在“南北并进”这个战略目标上达成一致。同日,永野海相向首相、外相、陆相、藏相出示了《国策大纲》,陆海外三相间对此已基本无异议。陆海军在进行内部协调时,与外务省的协调也在进行。6月19日,外务省接受陆军省的建议,经两省多次协商,并征得海军、大藏两省同意,决定设立“时局委员会”,它是隶属外相(外务次官为委员长)的秘密决策机构,任务是对于日本对华北的各种政策与措施进行研究、审议、立案、上报,外、藏、陆、海四省有关局长各一人参加委员会,有关课长各一人参加干事会(东亚局长为干事长);同时外务与陆军当局间还达成谅解:把对华北的内部指导权,由外交移与陆军。时局委员会的设置,便于日本各方对华北政策的统一,但也使军部在华北攫取更大权力。

按照军部国防方针产生的《国策大纲》的确定,7月初开始,陆海军又向外务省提出确立《帝国外交方针》的希望,此后三省有关当局开始协商。外务省在次官指导下,先后于7月13日、15日起草了两案,17日形成三省协议的基础案,30日,三省最终形成定稿。这个《外交方针》把当前外交重点置于打败苏联在东亚的“侵略企图”,因而接近于陆军主张;而在审议过程中,陆军亦以对苏为由,要求迅速实现华北特殊化并使全中国反苏附日,从而又使对华政策发生变化。与此同时,7月以来,陆海与外务当局关于对华政策的具体实行策略不断进行研究,其方案经过时局委员会的审议后,分别形成了《对华实施的策略》与《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及其《附录》。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对华政策 日本对华政策 卢沟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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