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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日本选择侵华时机的因素分析

2012年09月11日 01:33
来源:洛阳师专学报 作者:湛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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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洛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作者:湛贵成,原题:《影响日本选择侵华时机的因素分析》

关于时机选择问题,也就是最佳的有利时机问题,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有更大的把握达到所追求的目标。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中期,发动新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实质上并不是少数下级军官不听命于中央所致,而是经过认真准备,审慎选择的结果。那么,日本为什么选择在1937年中期?对其侵华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内容。

对日本选择侵华时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大体上包括三大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因素,也就是日本国内的侵略准备情况如何,第二个方面是日本的侵略对象国—中国局势的演变情况,第三个方面是在华拥有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等国以及在华拥有重大安全利益的苏联的态度如何。首先,分析一下来自日本国内的因素。总括起来,由于长期危机的打击,国内矛盾的激化,使得积极侵华的军部法西斯势力执掌国家政权,并陆续完成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

第一,由于各种危机演化的结果,到1937年,使得日本国内主张侵华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使通过对外侵略以转嫁国内危机成为势所必然。日本自一战以来,一直陷于持续的、严重的危机之中,出现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并发症。从一战结束一直到1937年侵华前夕,日本始终没有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特别是“1929—1937年,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有余,而出口额增长不到50%。这说明30%的工业品依赖外销的日本已无力比照工业发展规模扩大其出口贸易。’,犯再加上马场、结城两大藏相因急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而推行的财政政策的消极影响旧本面临着“生产力之不足、生产设备之不足、原料之不足及蓄积资本之不足,凡此均需开始新的战争,稗有所补充。”

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工人罢工,农民租佃纠纷层出不穷,使日本统治阶级深切地感到,国内不稳势力之高涨、罢工之狂澜,亦需发动内外举国之战争,以期平靖。”特别是在危机的影响下,右翼法西斯势力迅速抬头,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通过“五·一五”政变,结束了日本脆弱的政党政治。通过“二·二六”政变“确立了军部,特别是陆军的法西斯统治,决定了开始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二,法西斯势力上台以后,陆续完成了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在政治上,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上台的广田内阁在8月的五相会仪上所制定的“国策大纲”中,明确地把“以稳步地向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作为根本国策。

在经济上,为准备“大规模战争而开始扩大军需生产,发展统制经济,实行军需通货膨胀。”加速确立战时经济体制。实行“军事财政一体化的财政”政策,老财阀纷纷转向,谋求与军部的密切合作。

在军事上,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使军费支出由1933年至1934年度的85190万日元急增为1935至1936年度的102270万日元。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由38.7%增长到46.8%。

大规模扩充军队。使陆军和海军分别由1931年度的23万和7万8千人增至1937年度的50万和13万多人。

制定了周密的作战纲领和计划。1936年6月,日军部制定了《对华作战用兵纲领》,规定:“以陆军为主,海军协同,根据情况击破华北、华中和华南之敌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1936年8月,日本陆军制定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准备以14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在1937年初夏,进一步拟定了六年军备计划和五年生产力扩充计划,以增强军事实力。

在外交上,积极寻求国际法西斯势力的支持,1935年开始同希特勒德国谈判,1936年11月25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完成这一系列准备之后不久,发动了新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的。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时机选择: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威胁

其次,侵略对象国——中国局势演变对日本侵华决策产生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侵华手法在中国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在消失,而对日本侵华不利的因素却正在形成之中,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逐渐从以往的“零刀割肉式”侵略向全面武力征服过渡。日本是以极为复杂的心情看待中国的,基于近代以来对华侵略经验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向来鄙视中国实力。中国是穷国、弱国、分裂、内乱不已,再加上已被列强蹂嗬了近百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是不堪一击的。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侵略中国,每一次侵略都轻而易举地得逞。因此,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仍然延续了近代以来对中国国情实力的估计,认为,“只要加以强烈的攻击,就可以轻易使中国屈服,”只要派遣大军尽情地给中国一个大的打击,问题就可以简单地解决了。’甚至狂妄地断言,“中国事变一个月左右便可结束。”

但是,中国毕竟是地广人多的大国,“一举吞并,势所难能,蚕食中国,又需时日,”因此,采取了“鞭答与糖饵并用办法,即虎与水鸟策略。”材乘中国内部分裂、内战之机,“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软弱可欺,一味妥协,以较少兵力,甚至仅靠威胁、讹诈,迫使对手一次又一次地让步,”“积小进为大取,零刀割肉,波浪式推进,扩大在华权益。”这是本微利巨的买卖,是日本最为惯用的手法。这种手法存在的前提就是中国的分裂、内乱以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软弱、妥协。所以,“它最怕中国内部的和平与团结。”1937年,“当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显眉目,将要形成而未最后形成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抛弃传统侵华手法,作出全面侵华决策之日。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日本 侵华 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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