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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为慈禧修颐和园的背后:甲午战争正值交权斗争关键时刻

2012年09月10日 23:42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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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尽管后人都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颐养天年,其实真正热衷于为西太后修园子的是光绪,修好了颐和园,好让母后把权让出来,至少别成天呆在皇宫里指手画脚。

本文摘自:《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作者:张鸣,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戊戌变法已过了一百多年。一件事情过了百年,无论如何都值得拿出来抖抖灰,何况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一场让人至今耿耿于怀的流产变法。戊戌对于我们的意义,首要的其实并不是当年的志士如何壮烈,而是它为什么那么快就失败了。

西太后是戊戌变法中的白脸,可也是个唱大戏的主角,虽然有些善良的人们宁愿历史上没有过这个老太婆。过去,我们顺着康梁的笔调,把西太后骂得体无完肤,近来情况好像有些转机,不少影视剧里,老太婆的脸已经有了些许红色,开始由我们的“正旦”出面出演了。当然,无论怎么变,颠覆变法的罪魁这顶高帽子她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的。不过,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演戏演电视是一回事,而学术研究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同样是奉旨变法,假如当年维新不是捧光绪,而是捧西太后,情况将会怎样呢?

现在,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坚持认为西太后是铁杆顽固派了。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她就表现得相当开明,如果当时她站在倭仁一边,那么至少同文馆是开不成的,她不仅同意开同文馆,而且硬是派反对开办的倭仁去主办,结果害得老先生不得不装病。不过人们可能不知道,戊戌变法其实也是她同意的,甚至百日维新的各项举措,也大都经过她点头,光绪要臣子们进献的“新学之书”,她是每种都要的,是不是全看了,不太清楚,但至少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她是看了的,而且还夸奖说“剀切”。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甲午的惨败对她的刺激其实并不比南海举人康有为小,她更非如陈叔宝全无心肝,如刘阿斗乐不思蜀,面对破碎的山河一味享乐,也有光绪一道“母子对哭”的光景(刘坤一:《慈谕恭记》,第300页)。这个精通文墨的老太婆,虽然可能没什么思想,但却是个强烈的功利主义者,十分清楚利害的所在,什么东西管用。就是对她怀有恶感的人,也不能否认她是个精明强干、老于权术而且明晓利害的人物。甲午之后的她其实非常清楚,大清朝不变法,江山社稷不保,这一点她与光绪其实是具有共识的。

当然,这老太婆背上骂名也确有该着之处,因为她虽然知道中国非变法不行,在内心里却不希望光绪主持变法成功,大凡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都有极强的权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西太后自然也不乐意将已经握热的权杖痛快地交出来。也许是中国的不幸,变法正好赶上了西太后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交出权力的时候。本来,按清朝的祖制,根本就没有太后临朝这一说,可她却借特殊的机缘破了例,而且渡过难关巩固了权力。事实证明,她不仅有无师自通的权术本领,而且还有“同光中兴”的事功。尽管如此,在一个讲究祖制,有着排斥“女主”政治传统的朝代,随着她的一天天老下去和“第二个儿子”的长大成人,要她交权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虽然在甲午战前,她已经在名义上把权力交给了18岁的光绪,但是举国上下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事的人们依然不依不饶。甲午战败,没有人认为是光绪的过错,让她交权的呼声更见其高,御史们上书,指桑骂槐说她是信用宦官的汉太后,封疆大吏刘坤一觐见时,甚至当场暗示这一点,要她不要听信太监的话。

尽管后人都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颐养天年,其实真正热衷于为西太后修园子的是光绪,修好了颐和园,好让母后把权让出来,至少别成天呆在皇宫里指手画脚。可是,西太后进了颐和园,权力还没有真正交出来,已经感到浑身不舒服了,优美的园林和舒适的住所,根本难以令这超级女强人开心。一天,西太后最宠的宠臣荣禄进园子看她,西太后让荣禄看宫内的扎花,并拈起一支来说:“你瞧,这是我扎的花,你看好不好?”荣禄非常知趣,马上说:“老佛爷不只扎花扎得好。”西太后闻言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赵凤昌:《戊庚辛纪述》,第319页)显然,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西太后,一颗心依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非常的不情愿去“扎花”的。然而,如果变法成了功,那么站在台前的光绪就有可能获得他缺乏的声望、权力和自己的班底,到那时,她就真的可能只好去扎花了。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维新派只依靠皇帝,不发动群众(显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为他们像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中央维新路径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当时最现实也最经济之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依靠皇权推行变法无疑是最便利的。维新派面对的,一个是统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强干,富有政治经验,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西太后;一个是生性懦弱,缺乏经验,甚至没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绪皇帝(所谓“帝党”,不过是没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后不肯放权的基本态度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所依靠的皇权具体应该落在谁头上呢?如果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选择的方向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上维新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选择了光绪。

无疑,光绪的确要可爱得多,他年轻、大度而且易于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统和法统的统治者。然而,尽管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眼里,光绪像个圣人,说他几个月的新政,“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第253页)后来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对之饱掬同情之泪,连他喜欢的女人珍妃都沾光显得相当灿烂,可是在政坛的力量对比上,他与西太后仍像是轻量级新手对重量级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维新派不仅不考虑走走太后路线,反而拼命地通过一篇篇经过他们改篡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之类的东西,鼓噪光绪“乾纲独断”,完全不理会属“坤”的这一面会有什么反应。最后居然幻想策动素昧平生的袁世凯,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进入有十几万重兵的京城,围捕西太后,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经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实,对于西太后来说,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能够让她出来继续秉政的借口,谁给她找到了借口,她就会倾向谁,她最欢迎的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非思想或主义的倾向。1901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只要不触动她的权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绪当年还要远。可悲的是,维新派所吝啬的借口,后来却被顽固派给找到了,这就是尽废新政,只有尽废新政,西太后重新训政才师出有名(费行简:《慈禧传言录》,第468页)。按这些人的意思,光绪主持变法没有搞好,弄得“宫”怨沸腾,所以要西太后出面收拾局面。维新派的代价是六君子的头挂在菜市口,而中国则更惨,不仅是《辛丑条约》和赔掉四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还失去了变革的时机与还算可以的外部环境。

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西太后,说她竟然将自家的权欲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的民族恰恰摊上了这么一位不那么自觉,又偏偏绕不开的人物,同时又没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的变革中,想凭借喜好和道德倾向来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搞不清留下的史料中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自我粉饰;因此戊戌研究几乎变成了康梁话语的天下,他们怎么说,我们也不经意地跟着怎么说,在口诛笔伐西太后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面总结戊戌教训的机会。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光绪 西太后 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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