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清流派的产生与组成

晚清,当务实的洋务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兴起后,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试图运用平衡战略制衡洋务派以防止尾大不掉局面的出现。因此,清流派作为洋务派的对立面应运而生了。

清流派在晚清政坛上十分活跃,他们品评人物、抨击时政、弹劾权贵,其自身也多洁身自好,操守廉洁,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代表。他们注重品评吏治,认为政治清明是国家强大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他们眼里,朝廷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国家的“良法美意”往往都被那些贪官污吏破坏,故“吏治尤贵有治人也”。

清流派身处高墙深院,缺少实践经验,政治心态比较守旧。部分清流成员仍然沉浸在天朝帝国无所不有的迷信当中,议论时政流于虚妄、不切实际与“放言高论”。虚骄、夜郎自大、闭目塞听而颟顸无知是部分清流人士的特点。

正如唐才常所说的:“数十年来之主持清议相议以忠义奋发者,不曰用夏变夷,即曰闭关谢使,且动以本朝海禁之开相诟詈。” 清流派人物经常发出不切实际的言论,严重制约了当时社会进步举措的推行,障碍了社会的发展。

晚清清流派掀起反对洋务运动的风气

在这种虚妄的风气导引下,当时的士大夫“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导致了全国上下都笼罩在这种浓厚的守旧氛围中。

几乎每一项洋务举措的实施,都会遭到守旧派的抨击,连最实用的关乎国计民生的举措也不例外。

如士大夫“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拦,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英商在淞沪间修的小铁路，也因“人群骇异”,终被清政府买回拆毁。

所以李鸿章对这种流于空谈的清议深有体会,他说：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

清流派如何阻挠铁路建设

清朝国内的洋务自强运动进行了三十年。其间阻碍和推进尤其困难。大小洋务事业的创建，几乎无一不遭到士大夫的批评与反对。

清朝创议大兴铁路始于光绪六年淮军将领刘铭传。其着眼点主在军事。他在奏疏中述修建铁路的意义：

……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端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县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方今国计绌于防边，民生困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权利，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事关军国安危大计，……若辗转迁延，视为缓图。将来俄约定后，筑室道谋，诚恐卧薪尝胆，徒托空言，则永无自强之日矣!……”

此疏这封奏疏一上，士大夫群起反对。中枢下南、北洋议。得李鸿章力主。南洋大臣刘坤一则以防害民生厘税为言。最终因众多朝臣谏止，终诏罢其议。直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以后，清朝上下才渐知铁路关系军事至重，李鸿章、左宗棠等先后再请修铁路。

光绪十三年，由醇亲王之主持，由海军衙门请准扩展开平至阎庄的商办运煤铁路，西至大沽、天津。然后再向东延伸至山海关。次年，天津、唐山间修成。李鸿章因商民之请，又创议修天津通州一段，以通漕运，便军事。已请准施行，士大夫又群起反对。奏疏、函牍纷纷，要旨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大罪状。中旨下军机、海署议。醇亲王、李鸿章等复奏反驳，力主修建。又下各省议，两广总督张之洞创调停论，建议停修津通，改办芦汉，为中枢所接受。张之洞亦调任湖广总督，与李鸿章分头兴办。光绪十六年，因东北边事急，又移芦汉铁路款，先办关东铁路。直到甲午，全国铁路干线仅天津至山海关一段。此外只有刘铭传在台湾所修基隆至淡水六十里铁路。

到甲午战中，清朝因铁路发展武，重蹈中法前失。清廷调兵运械遍全国，但因交通不便，除天津至山海关一段外，皆耗时费力，影响军事。可谓自食其果。

对于这个结果，其实外人早已看清。

伊藤博文一句话道破天机

1884年，中日谈判处理朝鲜“甲申政变”时，李鸿章曾告诉总理衙门：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伊藤博文则说：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时则不可妄动”。

一句话道破了天机。

帝党与后党明争暗斗的由来

在清流与洋务派的矛盾之外，有一股更大的暗流不时涌动，直接决定了李鸿章和他一手构造的近代化海陆军的结局。这就是随着光绪亲政事而产生的帝后党争。

1884年，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之间所进行的晚清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因甲申政变画上了句号，恭亲王奕被罢职，慈禧太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奕倒台后，清廷内部权力的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动，在随后组成的晚清权力中枢中，新军机以礼亲王世铎为首，总署则以贝勒奕劻为首，实际上则由甘为慈禧太后所驱使的醇亲王总揽一切。

醇亲王之后，执掌外廷的礼、庆两王，前者庸碌无能，惟事财货；后者遇事敷衍趋避，不肯担当。他们却都唯慈禧太后之命是从，俯首帖耳，以固宠信。如此，慈禧太后便随心所欲地将其权力扩张到极致。

但随着光绪帝日渐成人，慈禧太后柄政地位的合法性也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光绪帝亲政后，皇帝与太后之间矛盾渐起，慈禧太后想继续坐拥晚清最高统治权力，光绪帝想巩固与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然而，在慈禧太后拥有内、外廷最高统御权力的情况下，光绪帝要想在日后权力格局中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势必要壮大亲附于自己的官僚势力，于是，帝师翁同龢便成了光绪帝信赖并依靠的力量。

以翁同龢为中心所形成的南派清流，便成了忠君的新锐。而在慈禧太后一方，醇亲王总揽内廷之后，也开始注意对各方力量的收编，尤其是对淮系李鸿章的重用则更具代表性。这样，围绕着帝后双方形成了以后“帝党”和“后党”的核心力量。

帝党步步进逼 李鸿章进退维谷

甲申政变之后，常熟翁同龢接替王文韶入值军机，翁同龢也以其执掌枢垣和毓庆宫行走的高贵身份，俨然成为清流力量的精神领袖。虽然甲申易枢后，翁同龢与恭亲王奕、宝鋆、景廉、李鸿藻等一并退出军机，但是仍然保留在毓庆宫行走。而且其革职留任的处分，也在半年之后便因慈禧太后五旬万寿，而加恩宽免。

两朝帝师的身份，加以个人对光绪帝无与伦比的影响，以及领袖文衡的地位，都决定了以翁同龢为首的南派力量可以重整旗鼓并活跃在政治舞台。特别是光绪帝的亲政，翁同龢以帝师日侍左右，标志着翁同龢佐政的新时代来临，至是，南派清流势力复张，因与光绪关系密切，也使得以翁同龢为首的南派清流势力成为日后“帝党” 的基干力量。

帝党在扩展自己的权力空间之时，与李鸿章的淮系北洋势力冲突渐起。

清流言官反对铁路的立场，成为翁同龢与李鸿章矛盾斗争使用的力量。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言官与李鸿章等形成尖锐对立，在双方思想交锋过程中，迫使李鸿章在政治立场上走到了后党一边。

从表面上看，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进行的是一场纯粹的铁路问题的争论，但实际上，在这场关于铁路问题争论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中法战争引爆了清廷内部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动，慈禧太后“倒恭用醇”得以贯彻实施，恭王既倒，使得深受恭王倚畀的李鸿章略感孤立，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权力版图，李鸿章不断扩充淮系北洋实力，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便是其中的措施之一。李鸿章以洋务新政作为巩固权力和地位做法，引起帝师翁同龢的不满，双方明争暗斗，最终导致帝后党争的形成。

言官在反对铁路的上奏中，很多都将攻击目标指向李鸿章，其中最为激烈的就是余联沅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上奏中，在阐述了铁路的五大害处之后，又由铁路之害，很自然地把攻击目标指向李鸿章等洋务派健将，他说：“铁路利不在国，不在民，而在洋人所贿买之奸民，亦不在洋人所贿买之奸民，而仍在居心叵测之洋人。想其处心积虑，谋之于数十年之前者，兹竟如愿相偿而获之于一旦，乃犹有以自强之说进者，是洋人以利啖李鸿章，而李鸿章以利误国家也”。

余联沅对李鸿章不遗余力的攻击，使得翁同龢在不久以后产生了与之联合的想法。在《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条记载，该日，翁同龢到朝房见到奎润，“言铁路事，欲邀余连衔抗疏，婉辞之；然民情汹汹，诚以不办为宜。”虽然翁同龢遭到婉辞，但是，事实证明，在以后的翁、李权力斗争中，言官的“倒李”活动还是形成了翁同龢的借用力量，言官以铁路问题对李鸿章进行的弹劾，自然也就成了翁同龢攻击李鸿章的依据之一。

李鸿章找不到坚实靠山

而在翁、李斗争中，李鸿章也在不断寻找靠山，在兴办铁路过程中，李鸿章与醇亲王奕譞之间密切往来，得到了奕譞的鼎力支持，在权力的争斗过程中，渐渐地接近了后党。

但是，这种接近在政治权力上却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甲申易枢后，新上台的军机班子与李鸿章及淮系北洋势力关系甚淡，双方尚未建立其良好的互信关系；其二，对与在甲申政变后，确立无上权威的慈禧太后之间君臣关系如何经营。由于与权力中枢信任未立，李鸿章必须要向慈禧太后寻求更直接的保障。

但是，考量光绪即将亲政的政治局势，又使他陷入瞻前顾后的游移之中。特别是光绪亲政以后，李鸿章所面对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由慈禧太后变为光绪，对光绪可能向地方实力派收束权力的担心，以及与帝师翁同龢的政见不同，都使得李鸿章在帝后党争已见端倪的政治格局下，不得不谨小慎微。

就在光绪帝亲政的第二年，醇亲王去世，李鸿章再失庇护，加之慈禧太后对光绪帝试图改变帝后权力格局的尝试所采取的容忍态度，都使李鸿章在向太后输诚一途上，难以积极主动。

不过，李鸿章心里也清楚，他之所以能够盘踞北洋，是因为以淮军为基础所建构的海、陆国防武力，仍是清廷现阶段所依仗的主力，自己的政治权力与地位也必然与此息息相关。

但是，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依恃的政治资本，早已成为翁同龢与光绪的“帝党”眼中急于打击再收入自己手中的蛋糕。而深谙政治斗争权谋的慈禧此时又取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坐视帝党向李鸿章发起咄咄逼人的进攻，以期李系势力在走投无路之下彻底倒向后党。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就在这种不断被暗算和打击的状态下被逼向甲午战场。

翁同龢与李鸿章交恶过程

作为帝党的魁首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矛盾始于1886年翁同龢担任户部尚书之后。

此前洋务运动已经开展有年,因经费问题,李鸿章同户部尚书阎敬铭的关系已经很紧张。阎氏是有名的理财专家,熟悉天下钱粮出入,地方督抚若有隐瞒漏报作弊行为,都逃不过他这一关。因此,李鸿章及其僚属对他无可奈何。阎敬铭因不肯拿钱帮助慈禧大修颐和园,为慈禧不喜,阎氏遂藉此“称病不朝”。1886年慈禧任命翁同和接任户部尚书一职,阎敬铭以大学士兼管户部。翁同龢接任户部尚书不久,户部就发觉李鸿章的亲信、津海关道周馥瞒报“洋药”厘金收数一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改称洋药,进口合法化,实行税厘并征,税报户部,厘留地方,久成惯例。

洋药厘金遂成为地方一大财源。周馥向户部呈报时故意隐瞒厘金收数,户部决定纠参。李鸿章得知后,连忙派周氏带着他的亲笔信和巨款到京活动,企图花钱消灾,遭到翁同龢的拒绝。翁同龢认为这是“皖人之护局,甚矣”,对李氏的做法很为反感,坚持严参,结果周馥丢了官。经此一事,李鸿章第一次“领教”了翁同龢的厉害。此后翁李之间矛盾冲突接踵不断。

翁同龢不支持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一事。为此,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奕譞为了使慈禧能早日归政自己的儿子光绪,决定大修颐和园。修园需要巨款,但当时库储空虚,根本无钱。奕譞求助于李鸿章,合谋以海军经费的名义敛财修园。所以,全力支持李鸿章的铁路修筑计划。而清流派以津通铁路与北运河平行,沿线本有水陆两路。

水路有船民数万,陆路有以轿夫、村酤、旅舍、贩夫等为生者不下数十万。此路一旦筑成,数十万民众势必生计无着,陷于饥饿为理由，群起反对。,翁同龢与孙家鼐等联衔上奏,建议此路缓修。李鸿章因此对翁同龢挖苦讽刺,甚至在天津北洋大臣衙署公开讪诮翁同和。经由上述几桩事,翁同龢同李鸿章的关系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翁同龢几乎卡死北洋水师命门

就在北洋水师刚刚成军的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堵口需费。在户部尚书翁同龢主持之下，经奏准将李鸿章的《海防事例》停办,改为《郑工事例》。《海防事例》收款是用作北洋舰队常年维修费的。李鸿章的洋务活动经费本来就不充足,因此对《海防事例》停办大为不满。而翁同龢接着推出了《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称：

“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福建设有船厂，岁需经费以百万计，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矩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

这令李鸿章更加恼火。户部规定此后所有沿海沿江各省一律停止向外洋购买枪炮船械。据说李当时正在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此而作罢,结果这条船被日本买去,这就是“吉野”号。

这直接导致北洋水师在正式成军后马上就陷入无法更新装备的境地。

而在河工结束后不久，翁同龢再次故技重施。

1891年5月,户部称“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奉旨:“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于是北洋水师再次陷入无法外购的境地。

于是，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整整7年北洋水师没有能外购一条新战舰，一门新火炮。

对此，甲午战争开始后的1894年10月，户部有一个“完美”的解释：

“查光绪十七年（1891 年）四月间，臣等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籍资弥补。前此既未尝议停，后此亦未阻购办。况自限满，迄今业已一年有余，新疆甘肃福建安徽湖南等省，皆有购办大批外洋枪械之案。湖北则有添购外洋链铁机鑪之案，而北洋独未购办，是必该省船械足用，无待外求，非因部章为之限制，亦可知矣。”

是啊，1893年4月，两年暂停外购到期，各省都在采购，是你北洋自己不买，与我户部无关。

但问题载于，事实真实这样吗？

恰好完全不是。

1894年3月31日，甲午战争的狼烟尚未燃起。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当天上了一份特殊的奏折。奏折的主要内容是转引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一份申请，主题是为北洋海军购买新式装备。

“窃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镇远’、‘定远’两铁舰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济远’钢快船仅配大炮三尊，炮力单薄，‘经远’、‘来远’钢快二船尚缺船尾炮位。‘镇’、‘定’两舰，应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厘米)快炮六尊。‘济远’、‘经远’、‘来远’三舰应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放炮二尊共十八尊，并子药器具。又‘威远’练船前桅后原设阿摩士庄旧式前腔炮，不甚灵动，拟换配克鹿卜十生特半磨盘座新式后膛炮三尊，并子药等件。均系海防必不可少之要需。”

为了能使这个请求尽量获得通过，李鸿章在奏折中做了他自认为极为可行的具体资金安排。按照丁汝昌的报告，如果全部施行，购买21门新式火炮。需要61万余两银，李鸿章担心这笔预算难以被批准，提出可以先购买“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所需的12门新式火炮。

“(速射炮)实为海上制胜利器，各国师船，争先购换。北洋海军铁甲快练各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炮，实觉相形见绌……”

就是这样—份已经打了很多折扣，精简得不能再精简的装备更新报告，上递到清政府中枢后。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光绪帝“该衙门知道”五个不痛不痒的红字批注。再没有任何的具体措施。

是北洋不想买吗？非也。

不是北洋不想买进口武器

早在1891年，包括李鸿章在内，许多人就已对北洋海、陆军的现状有所担忧。据其幕僚周馥记载，李鸿章曾解释，“陆军将士多昔日偏裨，水师多新进少年，其肯励志图功者不多，又部臣惜费，局外造谣。”周馥“益知时事之难为”。

“一日，余(周馥)密告相国(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条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偶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追至事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

听到属下这番肺腑之言．事鸿章长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

周馥的担忧，在甲午年变成了事实。究竟是什么束缚了李鸿章的手脚?或许甲午年李鸿章和翁同龢的一番争吵能够说明一切。1894年9月30日，军机大臣翁同龢受命到天津查问李鸿章的战守布置：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患，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

一句“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已将“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的奥秘完全揭露出来。

一直以来都有从清朝财政困难的角度为翁同龢开脱责任，认为朝廷确实没钱，所以停购军械事非得已。那么大清的户部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吗？

这恐怕又是欺人之语。

甲午战败后清廷被迫派李鸿章赴日谈判。面对日方将要提出的割地要求，李鸿章的态度显得十分为难。“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户部尚书翁同龢则接过此话，称只要能够不割地，赔再多的钱户部都有办法，“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

只要能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户部是真拿不出钱吗？真要拿不出钱翁师傅拿什么“努力”？这会儿知道“努力”赔钱，之前动辄以没钱为借口卡北洋水师脖子的时候干嘛去了？

甲午战争过去多年后，周馥入京接受慈禧太后召见，言谈之间慈禧问起甲午战败的原因来，周馥得以将心中积郁许久的话全部道出。

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掯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办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力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翁同龢)在户部竟如此……”

“在户部竟如此”，一条自己人绊马索，做到了日本人在战场上都无法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