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北洋集团一方来说，袁世凯既具有新的思维，也熟谙于旧的手段，对内对外都有一套，富有治国与政治斗争经验。袁世凯对革命党方面的态度，他对孙中山、黄兴的认识是“只会捣乱，别的什么事也不会干。”

马雷副教授（照片由嘉宾提供）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华东师大学副教授马雷文字实录，整理：杨超

嘉宾简介：马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爱好者。相信“尊重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宋教仁遇刺打断了中国实现宪政的曙光

凤凰网历史：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刺杀他的说法有很多，论者多认为是袁世凯，也有论者认为是革命党人下手的，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宋教仁遇刺对中国历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价宋教仁？

马雷：宋教仁遇刺案是民初重大的政治谋杀事件，其影响深远，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从当时公布的案件证据来分析，刺宋之提议为应桂馨所提议，并且受到洪述祖的鼓励和指使，最后由应负责实施，这是确定无疑的了。但其幕后主使究竟是谁，自宋案发生直至今天，其真相一直让人扑朔迷离，外界的说法也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类：

一类是袁世凯指使说。这是当初国民党一方所持的观点，在当时并非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然而随着日后国民党的得势，成为主流观点，49年建国后也被长期沿用。

一类是洪述祖揣测圣意、自作主张说。这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看法，那时主流舆论报刊，如《申报》、《大公报》等，大多都认为此案是袁用人不当所致，并不认为是出自袁的直接授意。但随着日后政局的改变，该说逐渐被人所忽略，近几十年在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如唐德刚先生）开始重新提出了这一观点。

一类是革命党暗杀说。自宋案初起时一直就有这样的猜疑，此说最早出自北洋派的反诘，曾被人认为是其欲盖弥彰之举。然而从应夔丞的会党和革命党双重身份，到革命党内部的政见分歧与微妙关系，以及案件发生前后的一些可疑迹象来看，显示国民党内确有人（如陈其美等）知情的可能性。当然若由此断言宋教仁系因革命党内部斗争而遭暗害，我认为尚缺少直接的证据。

宋教仁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人，长期致力于民主宪政事业。建立责任内阁制、实现政党政治是其一贯的主张，《临时约法》虽非其本人亲自主笔起草，但里面不少地方都反映了他的思想。他的主张内有两点非常具有闪光点，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一是政府分权与制约的设想，辛亥年年底的《鄂州约法》为宋教仁与汤化龙所联合起草，第一次明确了行政、立法、司法分立的原则。同时宋教仁一贯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制约总统的权力，保障分权制的正常实行。

二是对政党转型的认识，他提出“毁党造党”的主张，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这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是方针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将同盟会从一个秘密行动状态下的革命团体转化为一个走议会政治的近代意义上的政党，这在中国也是头一个，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和眼光的。

中国在辛亥革命前后确有实现宪政的一线曙光，宋教仁遇刺中断了这一希望。虽然辛亥以来的政府框架在表面上仍继续存在了十几年时间，但是此后各种矛盾、各种冲突相继接踵而来，最后都是通过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此后整个民国时期几乎一直是在动荡中度过。

宋教仁改组国民党放弃孙中山武力夺权计划

凤凰网历史：宋教仁遇刺后，革命党人多认为凶手是袁世凯，此时国民党与北洋集团还有没有妥协的可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何不相信法律，而要实行武装倒袁的方式？

马雷：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国民党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当时的国民党自宋教仁改组同盟会而成，人员范围要比过去广得多，是一个具有各种诉求的人们的松散联盟。其基本的党员，以及元老人物，仍是以过去的老同盟会员为主，他们大多视孙中山、黄兴马首是瞻，自清末以来多年从事暴力斗争，这是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方式。对于宋教仁改组国民党的行为，他们既不适应，也不看好，有很大的意见和怨气。因此宋教仁一死，其主张在党内已无后继者，党的方针将不可避免地向后倒退。这一点袁世凯看得很准，他在听到宋遇刺后曾感叹到：“这事咋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实际上，在宋在世时，袁与宋虽说称得上是政敌，但仍可坐在一起协商问题，并在正常框架之内解决一些问题。

辛亥革命的成功，实则上是革命党、立宪派与北洋集团共同联合的结果。民初的政局，也是这三方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局面的体现，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相互制约。宪政的顺利实行，需要这种平衡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任何一方如果企图改变这一结构，并付诸实施的话，势必会打破平衡，最终走向失控的结局。这个平衡的维持，需要各方具有一定的互信作为前提。宋案的发生，使革命党与北洋集团之间脆弱的互信基础遭受破坏，如果没有即时修补的意愿与行动，翻脸是早晚的事。

从革命党一方来说，孙中山早先在《革命方略》里就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式的建国程序，这也是他始终如一的政治主张。其中“军政”为建国第一阶段，是以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方式，用武装手段夺取全国权力。同盟会在清末的一系列反清起义，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实际上是放弃了孙中山的这一设计思想，转而走政党政治，以和平手段角逐全国权力。这也是孙中山与宋教仁的最大分歧所在。宋案发生后，革命党内也曾有人提出用法律途径解决，北京方面也曾提议在态度中立的湖北省开庭审理宋案，这些提议都遭到孙中山的拒绝，他认为发动二次革命是唯一的手段。孙中山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对宪政架构一直充满怀疑，对当时司法的独立性也有疑虑，不相信法律能真正起到对袁政权的制约。并且诉诸于武力解决，这与他一直坚持的建国设想是一致的。宋教仁之死，革命党与北洋集团的决裂已难以避免。这里面除了双方互信的基础被破坏之外，更主要的是过去老革命党人的意见再占上风，国民党此后发展的方针政策势必由孙中山等人来主导，回到过去熟悉的老路上去。还有一部分国民党人，包括多数国民党籍的议员，他们一直留在议会里，他们是宋教仁的基本支持者，即使在二次革命时也没有表明讨袁立场，坚持走议会道路，但他们对党的走向已经失去了发言权，无力左右局势的发展。

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只会捣乱”

从北洋集团一方来说，袁世凯既具有新的思维，也熟谙于旧的手段，对内对外都有一套，富有治国与政治斗争经验。袁世凯对革命党方面的态度，他对孙中山、黄兴的认识是“只会捣乱，别的什么事也不会干。”对宋教仁则颇为欣赏，认为是国民党内可以合作的人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当时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新事物，谁也没有经验。袁世凯虽说没搞过议会政治，也不意味着他就是一窍不通。比如他促成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成进步党，借联合立宪派力量以与国民党抗衡，又对进京的国民党议员进行瓦解分化，这套纵横捭阖的手段袁世凯还是玩得相当纯熟的，而且这还都是在宪政容许框架下干的事情。如果从袁世凯一方的得失看，如果宋案没有发生，宋教仁的主张得到贯彻，孙黄等激进派在国民党内被边缘化，袁自然乐观其成，他可以再采取对策，进行下一步的角逐；如果孙黄的主张占据上风，国民党打出倒袁的旗帜，考虑到当时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袁世凯也并不担心，或许这正是他暗中希望的，正好可以乘此机会将对手一举铲除。

袁世凯借款被时人诟病源于涉嫌违宪

凤凰网历史：唐德刚认为，善后大借款和刺宋案一样都是法律问题，需要用法律的手段的解决，但在民国初年却上升为政治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从经济的角度看，民初借款是万不得已，袁世凯借款一直被后世诟病的原因是什么？

马雷：民初的经济十分紧张，已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从档案资料看，一些省份，甚至中央一些部门，其行政费及职员薪水都无法正常开支，大都通过对外借款维持和解决。仅民国元年，政府赤字即达一亿七千万元。在当时有几大项支出都非常急需，一是对外方面，有源自前清历次战败的赔款年付额，以及积欠的到期须偿还的旧债，还有辛亥革命期间的外人损失赔偿等；一是军事方面，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在南方成立的数十万民军需要裁遣，补发前时欠饷后再加上恩饷，还有存留军队以及北洋各军薪饷支出，均为数不小；一是对内经济方面，新币制的改革，中外合作银行的开办，一些要害厂矿的国有化购买，新兴企业的开办等，都需要大笔的钱。当时虽有人提出过搞全民募捐的办法，北京政府也一度有以发行公债的方法解决财政问题的设想，但缓不济急，无法马上解决问题。因此对外借款是朝野双方达成的一致共识，孙中山也曾多次表态，赞成对外借款。

对外借款的谈判并不顺利，其焦点是六国银行团（英法德美俄日，最终美国退出，签订借款合同时为五国银行团）为了获取最大利益，附加了许多条件，有些条件已经明显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致使谈判一波三折，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在宋案发生后，袁世凯政府仓促于4月26日签订了此借款合同，叫做《中国政府1913年善后5厘金币借款》，即历史上所称的“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后来为人所诟病，归纳起来，外界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此借款给中国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损害，此次借款除去还款时间长，最后本息总计还付较多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抵押了盐税和一部分关税（盐关两税合计约占当时政府年收入的近一半），盐务的自主权因此丧失，要受洋员的稽核和监督。此前朝野双方虽有对外借款的共识，但在最终所容许付出代价方面还是有分歧的。

二是借款被袁世凯利用来打内战，这是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日后也一直被人们所沿用。善后大借款中确有一部分被挪用于对南方的战争。当然，由于款项的使用受到银行团的监督，袁世凯政府用于军事的那部分费用没有传言的那样多。

三是借款手续有违宪嫌疑，这是当时人们所争论的主要焦点。此借款最终是由政府方面与银行团外表直接签订，内容并未宣付于议会表决。袁世凯也承认声称借款手续略未完备，但又辩称此借款合同签字权于去年12月27日经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无可取消云云。当时不少立宪党人也认为此借款违法，应由议院判决无效。

黎元洪曾对宋案与大借款有过提议，主张“借款之案，稽之以议员；刺宋之案，诉之于法庭。”对于这个提议，北洋集团和革命党双方均不会接受。袁政府通过借款的态度非常强硬，就在参议院判决借款违法的同一天，袁政府外交部照会五国公使，告以中国政府承认担负大借款之完全责任，将来即使政府递嬗亦无变更，表现出对议会的无视。对于革命党而言，大借款也是宋案之后有一个很好的起兵借口。事实上，自双方决裂后，革命党对于任何有利于北京政府的借款，无论是否违法，都会激烈反对。5月5日，国民党控制的江西、湖南、广东、安徽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违法借款，公开举起了反对袁世凯中央政府的旗帜。一个月后袁世凯以此为借口，相继免除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职务，并派遣北洋军南下，二次革命就此爆发。

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违背民众厌战意愿

凤凰网历史：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二次革命？唐德刚认为二次革命其实就是中国第一次内战，为中国以后的政治斗争开了坏头，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谁该为二次革命负主要责任？

马雷：二次革命，因在1913年癸丑年发生，也称“癸丑之役”，又因其主要战斗是在江西和南京一带进行，又称“赣宁之役”。自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讨袁始，至9月1日北洋军攻陷南京止，为时不到两个月。在此役中，革命党在国内的军事实力完全瓦解，孙中山黄兴等主要领导人员或流亡国外，或转入地下。北洋军事力量自北方发展到了南方，长江中下游各省从此被北洋军阀势力控制达十余年，华南、西南各省也或多或少地被北洋势力渗透，纷纷归附，那时是北洋集团势力达到了顶峰，国内已无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与之相抗衡，袁世凯此后走向进一步独裁。

回顾二次革命，革命党首先在政治决策上犯了致命错误。我前面说过，民初政局是革命党、立宪党和北洋派三方达成平衡的局面。北洋集团掌握政权、财权与军权，在这三方中居于较强的地位。革命党如要与北洋政府决裂，走上对抗道路，须要联合立宪派，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壮大自己的力量，才有可能与之相抗衡，而不是单枪匹马，逞一时之快。立宪党人虽说并不赞成革命党的基本立场，但他们与北洋集团也有分歧，在宋案与借款问题上，他们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还应该看到，国家甫经安定，人民不愿发生内战，因此立宪党人的主张得到了国内为数不少人的赞成。革命党人在宋案与大借款发生后，本握有一手可用的好牌，但不幸采取激进倒袁的行动，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立宪党的支持，把他们推到了袁世凯一方，又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反而坐实的袁世凯所加的“捣乱”印象，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其结果令人扼腕。革命党如果换一种思路，同意立宪派的法律解决方案，最终在法庭和议会虽不一定能得到满意结果，但至少能争取得立宪派的支持，最低限度促使其中立，同时以低姿态赢得社会各界支持，对袁世凯形成强大的压力，局面或有转圜余地。即使这一切失效，最后还要武装讨袁，其局面也不会比历史发生过的更糟糕吧。其次，此次革命党赖于讨袁的武装力量主要来自苏皖赣湘闽粤六省，该六省军队共计十二个师又五个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附袁的和中立的，能够参加讨袁只有几万人的规模，且训练补给不足、缺额不少、士气不振。因此，在这种力量对比下，仓促实行讨袁，无异于以卵击石，时机并不合适。

袁世凯利用“公民团”当总统因没有退路

凤凰网历史：袁世凯为当选总统，导演了一场“公民团”闹剧，严重破坏了《临时约法》，也给反对者制造了口实，袁世凯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是什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给后世留下了什么影响？

马雷：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时，南京的参议院为制约袁世凯的权力，通过了《临时约法》，在对政府框架的解释方面，这个临时约法以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主张为主，也融合了一部分孙中山的总统制设想。由于《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一直为袁世凯所不满，自袁上台后，一直就有要求修宪的声音，大多是出自袁世凯的授意。但在当时议会决定是先选正式大总统，后改约法。因此1913年双十节前夕选举正式大总统时，还是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来的。《临时约法》的第四章二十九条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由此可见，当选大总统的条件甚为苛刻。考虑到当时正值二次革命结束之后，在京议员里尚有一些未参与二次革命的国民党籍议员，并且人数不少，能否得到他们的支持，袁世凯是没有把握的，如果他们不投票赞成，则袁就无法顺利依法当选。实际情况也如此，袁以“公民团”胁迫，经三次投票才勉强当选。袁世凯此时既已与国民党撕破脸，又刚刚控制了全国局面，政治上无退路可言，这个总统是无论如何，即使不择手段也要设法当选，这是他当时这样做的原因所在。

此次选任总统后，袁世凯先是解散了国民党，继而又解散了国会，最后废除了临时约法，进一步实行独裁统治。袁世凯的独裁行径，使得原合作者立宪派对其失望，与之渐行渐远，之后护国战争倒袁的成功，原立宪派在里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洋武夫不懂思想控制有利于民初文化发展

凤凰网历史：1913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电影公司成立，这与政治上的纷争形成反差，如何评价民初文化的发展？为何会出现政治纷乱而文化发展的局面？

马雷：回想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而百家争鸣，各种学说不断涌现，体现出勃勃生机，而在一些通常宣传的大一统“盛世”下，这种情况反而很少。因此，我觉得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程度，与思想自由的程度密切相关，很难想象一个思想禁锢的社会会迎来什么文化上的繁荣。从民国建立到二次革命期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各方面呈现一种向上的气息，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长期以来禁锢国人的皇权思想被人们抛弃；第二，党禁报禁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民意表达开始显现，实业兴办、教育文化在此期间均有明显发展；第三，当政的北洋集团骨干大多出身武夫，鉴于当时的形势，也不得不赞成共和，思想控制相对于他们的认识来说，还较为陌生。

民初产生了多个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各种不同观点的报刊五千多种，这种“乱象”恰是生机勃勃的体现。民初的经济方面的发展很快，民国前三年新办的民间厂矿旧有近四千家。现在京沪铁路中最主要的一段，即全长1009公里的津浦线，就是1913年1月1日全线通车的。

白朗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旧式农民起义

凤凰网历史：请您简要的介绍下白朗起义？

马雷：白朗起义起于河南，河南自前清以来，经济不发达，土地贫瘠，人口又多，加以官吏盘剥，人民生活艰难，屡屡揭竿而起。其中，豫西的伏牛山、熊耳山、外方山等诸山脉地区是盛产绿林刀客的地方。白朗原是豫西宝丰县的一名农民，1911年底拉起二十余人的杆子，1913年时发展到几百人，以“打富济贫”为口号，纪律严明，纵横数县，屡次打败政府官军的围剿。二次革命发生后，白朗部乘围剿稍松懈之际，势力扩展到数千人，流动范围更大，曾经陕西到达甘肃，准备进入四川，在甘肃受挫，最后又返回河南，白朗于1914年7月战死，起义失败。白朗起义期间，革命党曾与之联系，白朗也曾一度以革命党所委的讨袁名义发布过告示，但他对革命党的宗旨不甚了了，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纲领，基本上属于历史上常见的那种旧式农民起义。

白朗起义历经豫鄂陕甘数省，在当时也算一件大事，当时的官方文书和报刊资料里多称其为“白狼”，有污蔑的成分。在此之后，象白朗这样自发的、政治色彩淡漠而又影响范围较大的民变已不多见，有人说白朗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有一定的道理。

五十年代之后，由于受阶级史观的影响，白朗的事迹在国内被拔高，曾被广泛宣传，与白朗有关的书籍也出版过一些，其中包括一些有价值的档案汇编与文史资料，在今天仍可用来作为了解民初社会各个侧面的基本素材之一。

社会转型的成功需依赖民众参与

凤凰网历史：1913年是民国二年，这年发生的诸多事情是否为以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打下了基础？处在转型期的1913年为后世留下什么样的教训？

马雷：两千年以来，中国有的只是一次次的王朝更替轮回，无论从科技文化，还是社会形态，并无显著进步，民主思想、民权意识长期缺乏，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清末实行的立宪，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而主要是由于外因--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失败而起决定作用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曾有戊戌维新，然而不过百余日即被扼杀，表明旧思想、旧势力的顽固。直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这次真的被打痛了。此后朝野上下经过反思，认识到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等好处，于是决心改弦更张，实行新政。这个观念的转变非常痛苦，代价也很大。清末的立宪过程，虽说其民意基础比较薄弱，主要热心参与的主要是一部分士绅阶层与朝廷官员，但毕竟迈开了第一步。对于清政府所下立宪时的决心，不能否认当时他们的真诚态度和迫切意愿（虽说清廷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仍是设法延续和维护自己的统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立宪方式，自有其脆弱的一面，随主政者主观思想上的变化波动而不断动摇，一旦当局势显得不那么紧迫时，主政者常有从既定立场后退的冲动，如立宪的过程迟缓难行、皇族内阁的出笼，均是此体现，这种摇摆不定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覆亡。

民初的情形比起清亡前有所改善，开放党禁后，政党政治一时较为活跃，舆论开放度、民众参与度均有一定的提高，主政者受到的制约比起清末时要多，如果历经一个时间较长的发展期，未必没有希望。可惜这个由各方维持平衡的局面持续时间太短，一经打破，又走了回头路。这样的机会在此后又曾发生过有两次，一次是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一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其发展结果几乎如出一辙。相比而言，民初的那次可能是最接近于实现宪政的尝试，至少那套表面上的宪政体制架构，此后还延续存留了十三年的时间。1913年给后世的启示是，社会转型的成功，依赖于民众的参与，培养大众的民主、民权意识，非常重要，是能够成功转型的基础。另外也要看到，社会的转型，并不能够简单地一蹴而就，更不能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解决，它需要在各个阶层、各种力量达成妥协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下，稳步正常地逐渐推进，既要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又要使得付出的代价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