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9日晚,“致敬国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盛典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由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凤凰网、凤凰卫视、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详细]
能不能在今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共识:国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称。因此,我们致敬国学就是对一切致力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为今天服务的,这样的有志之士,我们对他们的确应该致敬。[详细]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图为1919年5月4日参与游行的北京大学学生。
回首百年历程,纵览神州巨变,几多感慨,几多豪迈。从历史走向未来,总有一种信心和力量激励我们奋勇前行——五四精神历久弥新,青春中国风华正茂!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是激励100年后的中国继续奋勇前进的思想财富。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回顾历史,从而激发我们更大作为的斗志。
五四运动是一场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发起的爱国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由学生发起并主导,它在理念上有怎样的特点?它与当时在知识积累、传播手段、文化体制、国际环境等有哪些关系?
作为五四青年导师,李大钊的话入情入理,很像是今天对青年学生做的思想疏导,不仅给他(她)们慰藉,更给他(她)们理性的力量,起到了给未来的学生运动定向的指导作用。
今天的我们仍然生活在启蒙运动的延长线上,“反启蒙”近年来也成为一种潮流,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启蒙运动,这是我们可以深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五四大街”的蓝色标牌在温煦的晨光下分外惹眼。天空湛蓝得仿佛童话书中久违的插图,天气好得出奇。一百年前的5月4日,北京的天气也是这般晴朗。“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一位当年的亲历者如是回忆道。
这五大母题在“戊戌-辛亥”时期已经建构完毕。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幕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在这个建构上添砖加瓦、添柴加油,将其“扩大化”成为一个社会运动。
著名学者余世存认为,五四是一个分水岭,在时间属性上属于三十而立的年轻人,五四是一个成年礼的日子,可能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明的一个节日。
中国的现代转型为舒新城和凌独见等五四青年开辟了多条思想上和生活上的新路,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进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进入到阶层上升的轨道。
五四的历史地位是北大师生做出来的,也是他们说出来的——1920年起,连续六年,每到5月4日,北京的《晨报》必出纪念专刊,作者绝大部分是北大师生。
“个人主义”思潮的崛起是以反省民初政治和打倒“国家”偶像为发轫契机的,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却又回到了民初提倡“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建设目标这个旧起点。
五四诸君认为该打倒的,我多以为该恢复。因此论文章,主脉仍依柳宗元所说,源本《书》《易》《春秋》以辞令褒贬著述为事,这样的文章才能明道、才能经世。
在前方的外交谈判成果未能满足这样期待的情况下,梁启超、林长民为代表的研究系名流通过报纸、大学等途径进行引导,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诱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意味着儒家保守势力在新政治体制下重建制度化的失败。儒家已经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个,儒家必须寻找新的立足点。
据当时接近大钊先生的几位北京老同学,谈起这回事情,在五四运动前后,图书馆主任室的外间,是不断地开会,是不断地有同学们来参加。定然是和五四运动有点关系。
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
五四把思想文化运动转变成了政治运动,打乱了他“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的初衷,使他“二十年不谈政治”愿望变成了泡影。
考察罗家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表现,既可以审视五四时代学生的思想风貌,又可以看到五四的思想价值如何逐渐影响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
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被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
群众终于发现了他,便拉出当街,数他的罪状,拳打足踢了一顿。章宗祥吓得面无人色,任凭群众怎样责问,一言不发,躺在地上装死。
这样拼命保护章贼,却一言不发。有人认识的喊道:“这是个日本人,真奇怪得很呵!”大家恐怕闹出国际交涉来,把章宗祥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日人把他护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