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晚清昏暗的天际划过的一颗耀眼流星,他独特的经商才能和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经过著名小说家和文史学者的演绎和渲染,在推波助澜之下终于演化成一个传奇。但在传奇耀眼的光环之下,胡雪岩的神奇发迹究竟依靠什么?而他那扑朔迷离的迅速破败又因何导致?“红顶商人”头衔和被人津津乐道的经商手段背后,是中国商人自古以来怎样的宿命?这宿命,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胡雪岩其人和他那令人扼腕感叹的命运。【网友评论】

 
 

胡雪岩发迹依靠左宗棠 败亡则因得罪李鸿章

左宗棠经曾国藩保荐继任浙江巡抚,可偏偏这位新官对胡雪岩抱有很强的偏见。该怎样打通这个关节呢?早胡雪岩多方打听,终于发现左宗棠正为筹措军饷一事发愁。他的部队在安徽时就已经5个月没发过军饷了,这次进兵浙江,拖欠军饷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对此,胡雪岩有一条妙计在心,谓之“罚捐代罪”……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明争暗斗却越来越激烈。李鸿章发现,左宗棠能为朝廷立下那么多的功劳,都有胡雪岩在后面支持,提出“倒左先倒胡”。【详细】

 

胡雪岩为左宗棠采买军火

胡雪岩之败不因与外商大战

严格地说,1862年以前,胡雪岩商业上的原始积累所剩无几,除获利渠道仍然有限外,他也把大量积蓄用于应酬性开支,1862年光他无偿进贡给左宗棠的那20万石大米就价值近百万。他最大的一笔初期积累还是得益于战争:他为左宗棠的湘军筹措军需,代购军火。1862年太平天国战事后期,胡雪岩已经在帮购运过一批新式军火,但规模更大的买卖还是在收复新疆的西征过程里。胡雪岩代办军火十分尽心,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左宗棠对于胡光墉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详细】
胡雪岩的“作茧自缚”,被后世的人们普遍描绘为一场悲壮的民族商业保卫战。据说,胡雪岩痛下本金2000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最后,却因为卑鄙的洋人与同样卑鄙的官府相勾结,导致胡雪岩这位商业民族英雄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其实,胡雪岩在其中的投资最多无非570万两,这与后世普遍宣称的2000万两投资款,相差甚远,而就算赔光了,也不可能损失600万~800万之巨。胡雪岩在生丝大战中,按照其抛售价格算,依然是在高位出手,不可能有大的损失。 【详细】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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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您认为胡雪岩破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此问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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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发迹历程
 

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

童年不幸的胡雪岩之后经由亲戚推荐从“浙皖古道”南下至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开始了奇迹般的经商生涯。【详细】

 

依靠王有龄掘到第一桶金

胡雪岩的发迹普遍认为他受益于王有龄。在王有龄任湖州知府期间,胡雪岩开始代理湖州公库,在湖州办丝行,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详细】

 
 
 

胡雪岩如何失败:被李鸿章盛宣怀用权力整倒

1882年,胡雪岩帮助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清廷承诺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通常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盛宣怀便秉承李鸿章的意图,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20天。盛宣怀早已向洋行放风,造成洋行的焦虑,纷纷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阜康银行调来80万两银子。当胡雪岩的银子已经陆续调出了阜康银行,盛宣怀托一些大户到银行提款挤兑,同时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很快,前来阜康银行提款的人群几乎踩破了门槛,阜康银行就此倒闭。 【详细】

 
 

胡雪岩本质:政府为自己利益可随时使用和抛弃的棋子

如阜康号面临挤兑风潮时,政府不是急于主张自己的债权“优先受偿权”,不是忙着催逼官款,而是设法维系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提供信贷支持的话,或许阜康票号就不会倒闭,胡雪岩就不会一败涂地。在官府看来,胡雪岩们无异于麻烦制造者。除了关注自己的债权之外,官府很少考虑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责,也不理会由挤兑引发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动荡。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时,政府总是倾向于积极主张自己的债权优先于私人债权人受偿,还将债务人名下的全部财产都延揽来担保自己债权的实现。至于股东有限责任,在公权力毫无限制的情况下,完全不存在由当事人通过契约方式约定设立的可能。 【详细】

 
胡雪岩崛起之因:
政府利用商人完成难办事务

中央财权失落,就要靠协饷者本人来协调了,前有曾国藩号召,为协饷开了好头,后有胡雪岩引资,为协饷引入市场机制,使协饷终于得以维持。那时,胡雪岩在市场和官场之间游弋,官场难办,则以市场机制辅助。主要一靠发国债,二靠借洋债,且以借洋债为主。借洋债的思想出自左宗棠,而经办人则是胡雪岩。不仅是对协饷制度的补充,更是对协饷制度的革命,是用市场的鞭子来鞭策协饷制度。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宗棠所不能为此。【详细】

当权力需要时:
利用胡雪岩时任其中饱私囊

四次“西征借款”、所有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时任上海采运局道员的胡光墉具体经办,借款共计1595万两。其中的灰色地带是巨大的,谁也无法知道胡雪岩在外国银行和政府间来回操办此事的具体细节,即便他严格秉公办事,作为胡政治投资的回报,左宗棠也会主动在每笔业务里留出相应的好处给他的这位朋友。最后一次西征借款达成协议后,年利高达九厘七毫五丝,中国驻英使馆的英国雇员告诉清朝驻英国大使曾纪泽,英国承借这种款项,通常取息三厘半,重则四厘。 【详细】

左宗棠不受影响:
胡雪岩之败不危及政治权力

胡雪岩的成功,得益于在朝廷里找到了左宗棠这座政治靠山,使他拿到了大笔政府订单。有胡雪岩,也使得左宗棠在国家没钱投资的情况下把荡平太平天国、镇压回民起义、收复新疆、援越抗法、击退倭寇等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办得轰轰烈烈,成就了他一世英名。左宗棠的过人之处,在于公私泾渭分明。胡雪岩垫支替他搞后勤,那是为国家效劳,你胡雪岩做政府工程赚得盘满钵满,我反正不收你红包,心安理得。胡雪岩狂妄认为钱可以摆平一切说明他在政治上极幼稚。 【详细】

 
胡雪岩的破败是因为金融风暴?
 

胡雪岩败于金融风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胡雪岩破败的原因,几乎已众口一词:即胡败于与洋人竞争的蚕丝贸易战。许多学者在评述胡雪岩的破败时,往往会举出例证如:
    晚清陈代卿所著《慎节斋文存》说:胡雪岩“每岁将出丝各路于未缫时全定,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恨甚。乃相约一年不买丝。胡积丝如山无售处,折耗至六百余万金。”【详细】

洋人不曾一年不买丝  

关洋人“相约一年不买丝”、“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等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洋人不仅年年在上海买丝,而且还抱怨能买到的蚕丝越来越少,所以,也就有了洋人写长信给李鸿章,希望中国整顿蚕桑事务发展蚕桑业。【详细】

胡雪岩不曾与洋人交恶  

旗昌、怡和、天祥等众多大洋行都是汇丰银行的股东或合作伙伴,如果胡雪岩曾经得罪过这些洋行的洋人,关键时刻能得到汇丰银行的支持吗?显然也是不可能的。【详细】

胡雪岩破败因金融风暴?  

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前,上海商界已经出现一股倒闭狂潮,引发挤兑风潮,市面银根因此奇缺。当猛烈的金融风暴降临后,这些放贷在外的大量资金往往就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呆账。一旦遭遇挤兑风潮自然就难以招架。 【详细】

 
 

胡雪岩宿命:公权力掌握一切环境下商人必须取悦权力

“官商传统”,这是中国几千年商人最难突破的就是制度困境,或者说是“胡雪岩宿命”,突破不了公权力掌控一切的困境,生财之正道难行,商家们比拼的往往是挣钱的邪术与厚黑术。胡雪岩,无疑具备相当的商业天赋,然后在官府控制一切资源的时代,要发大财,只有取悦权力,和权力结成同盟,而一旦如此,他们必然走入生财之邪道,财富来源不干净,很容易被更大的权力以正当的名义剥夺。不仅追求财富的制度困境中还顽固地保留传统秦政的因素,而且比起帝制时代,因为资本的活力被激发,由公权力掌控的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什么都可以成为商品,发财之术更加往下滑行,而无道德约束。 【详细】

 
胡雪岩怎么赚钱:
利用公权力在金融上牟利

在西征借款中,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为8%~10%,银行在其中的获利空间已经相当大。而报给大清国中央的利率,远比这还要高,这就是胡雪岩在左宗棠默许甚至合伙下所加的“帽子”(浮报)。只因手中有权,转转手就能赚到比银行还多的大钱,这是后世绝大多数崇拜者们望尘莫及的。靠权力吃贷款差额和佣金之外,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其依托的也是权力带来的低成本公款存款。构成胡雪岩财富基础的没有“正常”生意——与其说他经营商业不如说他经营权力。 【详细】

胡雪岩的隐患:
财产权无保证取决于公权力

以清末商人胡雪岩的兴衰史为例,机会主义的官方立场使得商人不得不时刻准备迎接未知的官方意旨,而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最突出的是商人财产权不确定的问题。公权力像一把利剑时刻悬挂在商人头上,官方一纸通令,就可以让商人变成自己的债务人,万贯家财顷刻之间便化为乌有。而当商人有幸成为官家的债权人时,要想及时、有效、足额地实现自己的债权,却难以实现。商人财产不确定或缺乏保障造成的后果就是私人商业活动难以连续,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详细】

胡雪岩的败亡:
太近公权被扩张公权力吞噬

对胡雪岩来说,尽管他可以利用钱庄和官方存款来支撑自己的大笔生意和投机,但他的收入仍然要依靠经商活动。而按照商人谋利原则行事,又难免不触犯官场禁忌。一旦找到机会,曾经成就了胡雪岩事业的公权力会毫不留情地反转过来,对胡雪岩进行清算。胡雪岩的败落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其次才是商业上的。究其原因则与过分接近官府(国家公权力),以及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有关,文煜存款和阜康票号挤兑事件都是导火索而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古语再次验证。【详细】

 
 

胡雪岩模式的实质:一元化指令性结构下的依附性商业

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造成的。欧洲长期的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的贸易的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详细】

 
“官商”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为什么富有民间经营效率的“商业模式”被废弃,而看来只有一时之效的“官营模式”却成为历朝历代政府奉为圭臬的“长期政策”或者“制度安排”呢?什么农业领域可以实行自由经营,而商业领域却不能这样?对这种违背经济效率原则的政策如何解释呢? 【详细】

商业信息搜集与监督成本高  

统治集团和民间的各经济势力,包括商人阶层,在有关财富分布的信息占有上是不对称的。农民和土地结合进行农业经营,他们的生产规模和每一年的收成一目了然,政府计算赋税的成本非常微小。商业经营活动流动性大、活动分散,政府难以监督,其收入又难以测算。在信息占有方面,政府处在劣势。商人的业务种类、规模和利益分布,政府难以了解。政府的各种举措却易于被商人所了解。“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将使政府能够以最少成本提高其行政效率。【详细】

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  

古代经济社会存在“两难困境”,即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的冲突。政府对民间商业的行政控制力度越大,其从民间汲取的财赋效能就越高。权力规则的随意性使商业资本和权力之间的博弈总是以权力占优,并总是被政治权力所决定。古代法只有刑律,没有保护产权的“商法”;中古以前,官商合一虽然牺牲了商业经营效率,但却有助于维持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详细】

官商合一与重农抑商本质统一  

为什么“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这两个表面看来矛盾的“东西”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常态?“官商合一”使私人商业利润下降,许多私商转而舍末趋农;在许多领域,尤其是盐铁业等暴利行业,政府垄断经营使许多私商失去盈利机会,不能从商业上取得利润来大量购进土地,抑制了商人的土地兼并,保护了小农的利益。提供了弃末趋本的预期使务农者日众。官商合一的制度是官府介入工商业,汲取更多民间资源,打击的是民间商人的经营。劝农务本和重农抑商逻辑是一致的。【详细】

 
 

附庸与傀儡:商业在一元化指令型社会结构下的位置

商贾和政府各有各的理想,只要官吏们在遭到某个地区或个人的公然反抗时能够运用强大的治安权,那么这个混合体中的指令成分就仍能确保其统治地位。市场活动和个人谋求财富的活动只能在行政当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中国的资本家从来不能长久地享有随意将利润用于重新投资的自由,任何人只要积累起财富就会引起官方的注意。官吏们可以通过接受贿赂来分享别人的财富;通过调整税收和价格使国家从这些新积累的财富中获利;利用先买权将该企业变成国家的垄断企业。在各种情况下及政策总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运用。在每次交锋中私人企业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而官吏们始终占有优势。 【详细】

千年官商史:
控制商人是统治者基本思路

资本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必然要带来人员的流动,引发思想的活跃,言论的难以控制,这和帝制时代固民于土的主要社会控制形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利用商人生财,流通货物,又得防止商人阶层崛起带来的管制难题。于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对商人的“控制使用”,允许商人在一定范围内追逐利益,但绝对要打压其政治上的诉求。商人要挣大钱,除了巴结官府别无他途,可以说,官商结盟是几千年来做大买卖的不二法门。【详细】

权力的手段:
用外部规则侵入内部规则

胡雪岩时代的官府及其代表的公权力则建构了一套哈耶克称之为“外部规则”的东西,那是一种“只适用于特定之人或服务于统治者的目的的规则”、“运作一个组织或外部秩序所必须的工具”。哈耶克曾指出,外部规则“不能侵扰或替代内部秩序得以生成并得以维续的内部规则,否则自生自发的内部秩序和根植于其间的个人的行动自由就会蒙受侵犯并遭到扼杀”。胡雪岩个案恰好就是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假借规则或命令形式侵入私人空间的一个范例,有力地支持哈耶克的论断。【详细】

并不久远的回忆:
社会主义改造对私商的吞并

从管制层面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既然主要是向苏俄学习,故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以及中央集权,经济高度计划,均是其典型特征。中共通过经济资源的整合,倾全力于国防工业与重工业,加强对社会民众之整肃与控制。从商业领域来看毛泽东之所以在全国推动“公私合营高潮”,亦是形势使然。当工业公有化与农业合作化均完成后,服务两个主导产业的商业,如果保留私有制形式,在体制上无法自圆其说,民众有可能产生不平等感觉。私营商业全面改造随之发生。 【详细】

 
 

一元化指令型结构的实质:东方专制主义下权力主导一切

在治水经济与治水国家的基础上,形成了治水社会的专制权力形态。这种权力形态绝对不像人们主观假设的那样受到制度和道德的限制而表现得仁慈,相反,它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极其严厉残酷的权力形式。这这个社会里绝对不存在限制权力的宪法,统治国家的君主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独裁者。就它的所有制类型而言,治水社会的所有制都是简单的,都朝着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财产占支配地位的方向发展,商人反而依附于政治权力才足以从事积累财富的活动。这样,私有财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变得软弱无力。治水社会的专制权力对于不动产土地的支配权,明显地显示出权力对于财产的绝对支配性。 【详细】

 
东方专制主义的结构形态
 

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治水经济

魏特夫将治水经济界定为“一种管理者的和纯属政治性质的经济”。特殊的治水经济,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形态,而是被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乃至于被国家政权的控制者直接掌控的“经济”形式。他总结治水经济的三大特点: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强化的耕作、大规模的合作。
    治水国家建立在农业基础上面,只管理着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其核心形式而论,它是以命令式的劳动手段来实现重要的经济职能。【详细】

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  

必然促成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国家结构,那就是国家比社会强大,它是一个真正管理意义上的国家。治水国家的权力是贪得无厌的权力。统治者对于征敛财富表现得非常竭心尽力。这既是治水国家形成普遍而沉重的税收的原因,也是治水国家经常以政治的理由没收官员和商人财产的根由。治水社会虽然可以积累巨大的财富,但治水财产却是软弱的财产。因为做官的和不做官的财产据有者们不足以保护自己的财产。【详细】

专制权力的结构  

治水社会的专制权力形态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极其严厉残酷的权力形式。这个社会里绝对不存在限制权力的宪法,统治国家的君主毫无例外地成为独裁者。治水社会建立起了最适合统治者的消费、司法、宣传,强调专制政权长远利益削弱潜在反对派,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详细】

全面的恐怖-屈从-孤独  

统治者以各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怖措施将恐怖的情绪传递到各方面,驱使人们绝对服从。纪律教育为绝对服从进行准备;跪拜提供象征。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屈辱,甚至将屈辱加以美化,使其具有审美的价值。统治者绝对不相信任何人才足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官员也必须处于猜疑之中,才足以自我保护;平民时时担心被牵连到政治灾难之中,因此谨小慎微、作茧自缚。一旦某人遭到全面迫害的时候,他不仅遭到灾难、而且与人隔绝、更加身败名裂。【详细】

红顶商人利用权力寻租发财

公权通吃一切造就权力附庸商

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

现在出现“胡雪岩热”,说明当今中国还有产生这样怪胎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依靠权力发财的“红顶商人”。当代“红顶商人”是利用现有权力体系对财富重新分配的得利者。他们是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现代“红项商人”集中财富的手段带有封建色彩和现代社会不相容。【详细】
在没有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政治体制下,即使像清末胡雪岩那样操行品德相当不错的巨贾,也摆脱不了“成也官府、败也官府”的宿命。在官场权争中察言观色、左右逢源的商人,很容易丧失在真正资本市场中搏杀的能力,那么和外国资本的较量中只能大败。大清最后一个开明的大臣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大办洋务,成绩斐然。但,多数企业是“官督商办”,在国际上没什么竞争力。【详细】
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筑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的话,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详细】
从提供公共物品的规角度考虑,多个政府格局应当提倡。这种格局形成了“多中心政治体制”,区别于“单中心政治体制”。前者有多个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及时回应民众需求;而后者则存在一个单一的决策中心,在它下面形成一个等级官僚体系,主要依靠命令与控制的方式统治。【详细】
 
 
中国历史上的官商
 

失靠山盛宣怀成替罪羊被迫逃亡

 

成功转型的商人吕不韦:
扶子楚登上秦国国君宝座,从一个普通商人成为秦国相国。

 

钱随权来 权去穷死的邓通:
汉文帝把蜀郡的一座铜山赐予邓通,允许他私人铸钱。于是邓通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

 

兴衰与利益集团近的晋商:晋商衰亡,原因是他们的兴起跟既得利益集团靠得近了。

 
在一元化指令型结构的社会中,权力主宰了一切,包括商业在内的一切都匍匐在权力的脚下。在此背景之下,胡雪岩这样作为随时可被抛弃的权力棋子——“权力附庸商”的出现就变得顺理成章。这,就是被津津乐道的“红顶商人”尴尬的本质——依附于权力以求分得一点残羹冷炙的食腐动物。权力的奴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商人,传统的专制社会不可能跟上时代的大潮,就如胡雪岩和他的大清朝在近代世界的现实挑战之中一败涂地。随后到来的中国革命之路正是要改变传统中国权力主导一切的旧格局,真正走向现代社会。也因如此,时下重新出现的“红顶商人热”,不能不时时引起我们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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