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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全中国皆欲对日一战 他却称不能动武

2012年02月25日 15:44
来源:中外企业家 作者:白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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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3期,作者:白林林,原题:《独立评论》早期的对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内忧外患日益紧迫的局势,对于如何解决中日关系,国人意见至为分歧。在众议纷纭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在《独立评论》早期(1932年5月至1933年11月)发表了一系列现在看来相对理性的对日主张,体现了自由知识分子对中日关系的独特视角与看法。

一、与日本直接交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于11月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国民党政府应接受日本币原向国联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即承认《二十一条》规定的日本对满蒙的权益,而当时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敢接受此卖国条款,胡适一再表示这是中国失策。胡适批评国民政府“衮衮诸公无人敢负外交的责任”、“事事推诿,日日拖延”〔1〕,以致东北沦丧,希望政府在日本所提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提出反建议的方式加紧交涉。1932年9月15日胡适在给罗文干的信中说:“我以为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究竟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自信心决定和日本拼死活?如真有此决心作拼命到底的计划,那自然不妨牺牲一时而谋最后的总算账。如果我们无此自信力,如果我们不能悬知那‘总算账’究竟有多大把握,那么我们不能不早打算一个挽救目前僵局的计划。说的具体一点,我们的目的、方式应该是:如果直接交涉可以有希望达到:(1)取消满洲国;(2)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之目的,那我们应该毅然开始直接交涉”〔2〕。翁文灏也直接向当局指出“拼固然要拼,和亦不必讳言”、“虽然绝对的战,即武力收回失地,或绝对的和,即签字承认屈服,这两条路都不可能,但是还有一条路,即对日交涉。”〔3〕在《独立评论》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看来,从中国当前形势看,大刀不能战胜敌国,实业救国犹如远水近渴,科教救国更形空虚,中国究竟是个弱国。在他们看来,政府“好像没有何种积极的外交政策或方针,只有一种消极的招架应付”〔4〕。

二、反对武力

1933年3月,热河沦陷,举国一致谴责蒋介石死抱“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作积极抵抗。胡适即撰文《全国震惊之后》,说:“孤军深入的敌军,一百二十八人,四辆铁甲车,可以爬山越岭,直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我们虽然不曾期望张学良、汤玉麟的军队会打胜仗,然而也决不曾想到失败的如此神速!”他为此类惨败而深感惭愧、失望和痛恨:“惭愧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如何能抬头见世人,失望的我们本不应该希望这种军队有守土的能力,痛恨的是国家的大事真如同儿戏。”〔5〕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胡适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没有工业,若坚决抵抗,则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唯一自救的道路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他反对武力抵抗,声称“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6〕当日军由热河榆关进到长城以南,平津及华北十分危急之际,胡适表示,政府暂时谋局部的华北停战,因为中国此时所处局势“决无解决的能力,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7〕蒋廷黻在《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中,坚决反对武力收复失地,在不容乐观的国际形势下,蒋廷黻提出:“中日问题现在未到全部解决之时,故局部妥协在所难免。”〔8〕他主张仿照苏联,为争取国内建设时间,可作暂时之妥协。蒋廷黻还支持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先剿匪后抗日是必然步骤。我们的出路在于未失疆土的建设,所以不能抵抗,“愈集中精力抗日,未失的疆土愈要糜烂”、“局部的,无充分军事、经济、政治及外交预备的战争,纵论得着一时的小胜利,终久徒给敌人蚕食的机会”、“是比无用软弱更为糟糕的事”〔8〕。丁文江也是个低调论者,他认为:“抵抗日本,收复失地,一定要到中国能有战胜日本力量的那一天才会成为事实。”〔9〕在对日本的态度上,他们看到的是中日国力的差别,比较清醒的认识到敌强我弱这一客观现实,但是他们忽视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主动性。一味地妥协退让,只会助长日本的嚣张气焰,只有抵抗才是出路。

三、依靠国际力量

1932年10月3日,国联中日问题调查团报告书摘要公布,胡适表示:“不能不佩服李顿调查团的团员和专家的审慎的考查,他们的公平判断和他们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虽然胡适曾说,“半年的国联调查,在日本人的眼里,不过是添了一大堆废纸”、“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但他还是希望得到国际道义力量的支持,相信世界公论的理智力量能够让日本的狂醉得以压抑与收敛。在1932年10月到1933年2月胡适还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等多篇文章,等到后来国联干预制裁意大利进兵阿比西尼亚,胡适又连写了《国联的抬头》、《再记国联的抬头》等来表示鼓励与支持。胡适盲从国联,在满洲问题上表现出相当妥协的倾向。胡适号召人们,“不可抛开同情我们的国际朋友”,要相信“现在全世界的正义的赞助是在我们的方面,全世界的道德的贬议是在我们的敌人的头上,我们的最后的胜利是丝毫不可疑的。”〔10〕蒋廷献尤其关注国联提出的“中日经济合作”方案,认为中国当前的急务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完成这项事业离不开“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11〕,而要获得这“友善态度”,只有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和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不管对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是如何悲观,都不能不竭力竭诚一试。傅斯年称国联的报告书为“含糊之杰作”,称国联为“纸老虎”,但是“中国政府不可不取对此报告书有相当好意的态度”〔12〕。丁文江虽然和傅斯年一样对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不满,但他仍希望运用国联将日本陷于孤立地位,认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决不可得罪国联,决不可失去世界的同情心,否则就意味着民族的‘自杀’”。

《独立评论》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认为国弱,更需要外交。为此,他们主张“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与日作种种实际问题的讨论”。而且中国政府不该把外交重点仅仅放在日本一条线上,而要充分利用国际出现的新形势,诸如日本与英法的经济争夺,美苏恢复合作关系,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地位等。在此重大的国际变局中,政府应考虑的外交方针,是“多交朋友,仅防疯狗”以此孤立日本,从而改变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

《独立评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以其自身的特点,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其主张可视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的主张,虽不乏书生之天真,但也表现出爱国热忱和某些真知灼见,现今仍有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胡适 九一八 日本 宋子文 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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