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胡适与蒋的这种亲密关系，有人推断胡适在美国批评吴国桢是在作“奉命文章”，不管胡适有意还是无意，他对吴国桢的这种激烈态度都是出于对蒋介石的“精神与道义之声援”，都是出自对蒋知遇的一份报答，但就是这样一篇短短的文字，却让一生“爱惜羽毛”的胡适坏了自己的名头，以至于曾紧紧追随胡适的殷海光、雷震等在关键时刻都义无反顾地站到吴国桢一边。从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来衡量，胡适此举可谓是其一生中最大的一处败笔。【详细】 |
|
|
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就是说，要建立民主制度，使国家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那么，国人就必须摆脱奴隶地位，去掉奴隶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人。他们指出，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
【详细】
他在该文结尾的两段话无疑是胡适的知识分子风骨最有力的写照：“从中国向来智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 【详细】
胡的意见相当尖锐，但是蒋介石却能够接受。这一点，从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 【详细】 |
| |
应该看到，胡适在道德问题上给吴下药，不是因为吴国桢当年做了些什么或没做些什么，而是因为吴国桢今天在美国的表现。假如吴安心于一个寓公，他的道德问题就不存在；但他一张口，道德问题立即浮出水面：“你当权时从不曾有道义勇气讲出来。”胡适的逻辑殊成问题，如果以此为衡，不仅吴国桢，就连胡适的那些朋友，比如王世杰、朱家骅诸人，甚至包括胡适自己，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都有这个“道义勇气”的问题。【详细】 |
|
|
《台湾是多么自由》节选
 |
| 为了消解吴国桢文章在美国公众中造成的负面影响，胡适借一位旅台的美国人之口这样渲染台湾的自由：“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详细】 |
|
| “没有新闻检查，没有进出入检查……各国记者出入自由，驻台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记者们，随时可以发回报道。拥有的另外一些自由，如迁徙自由、择业自由、进入台湾不再容易……但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堪萨斯或俄勒冈。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详细】 |
|
| 怯懦、自私的政客们在享受政治权力时保持沉默，而权力不再，且安全地离开祖国时，却又向自己的祖国和政府泼脏水，这些政客们永远都不会赢得争取自由民主的战斗，因为他们自己的每一个错误和劣行，都逃不了道德责任的正义评判。……胡博士不是例外，这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具有道德勇气讲话的人都可享有的。……其次我想说，胡博士主办的刊物如何且为什么在‘警察国家’所享有的出版自由，对吴博士来说是个例外？《自由中国》杂志当然不享有例外的自由。很明显，1951年6月，无论是‘民主的’吴博士、台湾省主席和台湾保安部队总司令，都不能保护这本杂志。【详细】 |
|
假如胡适遇到方舟子
“公敌”胡适
众说纷纭话胡适
调查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